历史的尘埃——苏轼做王安石的砒霜？还是司马光的蜜糖？

但是，苏轼任命和王安石执政几乎同时，而且，随后，王安石还将苏辙纳入自己最初班底里，似乎尚未有打压苏轼之嫌既然是闲职，苏轼就有大把的时间和同年好友曾巩一起谈天说地，（在川中居丧时期，苏轼就常和曾巩有书信往来，并邀请曾巩为祖父撰写墓志铭），此外又和同事沈括，借职务之便，一睹魏晋以来的书画真迹，这让原本就耽溺于此的苏轼大饱眼福（李玮，仁宗母舅李用和子，尚兖国公主，即《清平乐》中所谓赵徽柔者）不仅如此，苏轼还相继结识了两位贵人，一个叫李玮，是电视剧《清平乐》中让赵徽柔梦碎的男人，一个叫王诜，是宋徽宗的姑父,两位驸马都尉，都是帝都书画收藏和鉴赏的大家，尤其是王诜，自身就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小景山水画家但是，好景不长，很快，一场针对苏轼的阴谋出炉了1057年，二苏刚考中进士，还没等朝廷安排工作，母亲就离世了，父子三人仓惶回蜀；1066年，苏轼刚刚结束在陕西的任期，回京磨勘、转官，等待再分配，苏辙则初入仕途，孰料父亲又亡故了，二苏的仕途再次被打断；1069年，等到二苏重返帝都时，皇帝又换一茬了（赵顼，英宗长子，即宋神宗，北宋第第六位皇帝）1070年12月10日，翰林学士承旨王珪草制（任命书），第二天，他的同年韩绛、王安石同时拜相，王珪也升为参知政事，这标志着以王安石同年党为主的新党获得全面执政王珪起草的王安石拜（史馆）相制书，即次相，写尽了每一个有志于世的士大夫心底的憧憬和渴望，堪称对《左传》中所谓“三不朽”最经典的诠释，特摘抄如下，以飨读者夫天地至神也，非统气运物，则功不足见于时；圣贤一道也，非经世裕民，则名不足见于后故土莫不待辰而欲奋，志莫如得位而遂行知（读sh2,况且）夫居三公之官，而有临四海之势岂不能究利泽，躬义荣，以事施于一时，而誉动于后世者哉！具官王安石良心不外，德性攸尊至学穷于圣人，贵名薄于天下不以荣辱是非易其介，不以安危利害辞其难……若作室，用汝为垣墉；若济川，用汝为舟楫……（《王安石拜相制•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王珪撰）一句话，如果把国家比作房屋，那么，王安石就是顶梁柱，如果把国家比作一艘船，那么，王安石就是船舵其实，王珪在制词中对王安石的期许，大概也是时人普遍的看法，即使是他后来的政敌司马光最初对王安石也赞誉有加（今人书《王珪依韵恭和御制上元观灯》，王珪，字禹玉，庆历二年进土，第二名，俗称榜眼，是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外祖父史称，“王珪以文学进，流辈咸共推许，其文宏侈瑰丽，自成一家”）此时，变法已成为宋神宗朝第一“国是”，自觉融入显然是大势所趋，否则，就只能退居边缘，所以，变法初期，吕惠卿、苏辙都被王安石召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他们的同年程颍也成为“八使”之一，巡行天下，黄庭坚的舅父李常、岳父孙觉也先后加入变法派行列中来，其中，程颖即后来的“大程”，只是他的弟弟程颐,即小程，后来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坚定反对者苏轼被放闲差，在和堂兄的书信中，甚至对弟弟苏辙能有机会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也就是当时改革的最高领导机构，流露出一丝羡慕的感觉其实，苏辙入选，是有原因的，1069年3月，返京的第二个月，苏辙就向神宗上书，大谈“丰财”，这和王安石所谓“理财”诉求的是一个意思，只是二者方法不同，王安石主张开源，苏辙主张节流,但苏辙也因此引起宋神宗注意，立即召见了苏辙，而苏辙的对答，让神宗很满意，于是，推荐苏辙加入新成立的改革领导机构一一制置三司条例司苏辙三月入职新部门，但八月，就开始全面批评新法，并申请离职,当时，很多新法改革条目还都没公布，“内部人”苏辙却率先跳出来反对，这让王安石勃然大怒，就像时下的黑粉，先卧底粉丝群，发现idol不为人知的一面，马上截图，挂到微博上，或者idol新片还没上映，就跑到豆瓣上打一分从之后的情况来看，王安石对于类似的“背叛”行为，始终十分痛恨和在意，这一点，从王安石对之后李常、曾布、沈括、吕惠卿等人的类似行为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闷葫芦苏辙成为新法阵营中第一个跳出来反戈一击的人，就尤其让王安石耿耿于怀，这也堵死了苏轼向新党靠拢的可能，以致于被王安石拒之门外以后，而苏轼也开始转向新法的批判和反对者和弟弟大约同时，苏轼也借国子监解试考官的名义，在作文命题时,先借题发挥，对新法指桑骂槐，第二年初，又对新科状元叶祖洽的作文做进一步政治化的过度解读，甚至要求取消对方的成绩叶祖洽榜进土中，还有两个人陆佃、赵挺之，其中，陆佃是南宋大诗人陆游的祖父，赵挺之子是李清照的公公，他的儿子赵明诚娶了李清照（《赵明诚•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字德甫，赵挺之第三子，李清照夫，山东诸城人，北宋金石学家）从此，苏轼就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新法，对于苏轼的政治转向,王安石在和神宗皇帝的一次对话中一语中的，他认为，苏轼是因为未能如愿“编修中书条例”等所谓“不逞”所致，是一种酸葡萄行为这一事件发生在两年之后，苏轼对王安石推出的教育制度提出批评,和苏辙一样，也引起神宗皇帝的注意，于是，推荐苏轼进入另一个改革领导机构”编修中书条例”，结果，遭王安石拒绝，，“安石不悦，命封府推官，符困之以事”这可视为王安石打压苏轼的开始，只是弟弟苏辙在墓志铭中将其提前了两年（《苏轼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让王安石一党头疼的苏轼，却成为司马光一党的香悖悖1069年8月14日的“作文题事件”之后，苏轼作为笔杆子的战斗力引起司马光的注意，于是，10月7日，司马光就大力举荐苏轼为谏官，认为苏轼“晓达时务，劲直（读作jing zhi,坚强正直）敢，，S其实，苏轼和司马光的关系，由来已久，苏轼有个姑姑嫁给了石昌言的兄弟，石昌言是司马光的同年兼终生好友，司马光在《石昌言哀辞》中写道，“余与昌言同年登进士第，游好凡二十年”后来,二苏又请司马光为母亲撰写墓志铭，可能因此正式建立关系1070年2月12日，宋神宗晋升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未来，有可能和王安石对掌“二府”，王安石主民政，司马光管军政，这样既让司马光为我所用，又避免和王安石的直接冲突，但是，任命遭到司马光的拒绝司马光连上六道劄子，辞免枢密副使一职，但是，作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却在4月迩英殿侍讲《资治通鉴》时，再一次借题发挥，重申他在选任谏官一事上的立场5月，司马光同年好友，始终和司马光站在统一战线，共同进退的范镇，继司马光之后，再次向神宗荐举他的小老乡苏轼为谏官，“众皆以为今宜为谏官者，无若苏轼”这一时期，尽管未能成功入主二府，但宋神宗对司马光恩眷有加，司马光俨然成为反对党的“党魁”，“异论”之“赤帜”，除了同年范镇、吕诲始终如一之外，刘邠、刘恕等更为年轻的一代，也开始围绕在司马光周围，如果司马光再有苏轼这一“喉舌”和“投枪”，必然会给刚刚起步的变法运动带来不可估量的压力和阻力，甚至可能动摇宋神宗的变法意志，这是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绝对无法坐视不理的对于苏轼的笔杆子之于司马光的重要性，后来的宰相章惇认识最深刻，以致于拜相之后，千方百计想寻找一个和苏轼一样具有煽动力的笔杆子，结果，选中了苏轼的同年林希，这是后话对于当时的王安石而言，拔除苏轼这颗钉子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是需要等待一个契机而已为王安石递刀子的，正是苏轼的亲表兄兼亲姐夫程之才1070年8月5日，侍御史知杂事，相当于御史台的代理台长谢景温举报，1066年苏轼兄弟丁父忧回川时，借用官船贩卖私货，提供这条举报信息的，正是程之才苏轼共有三个姐姐，但大姐、二姐很小就夭折了，唯一在世的三姐嫁给了程之才，程之才是苏轼母亲的亲弟弟，苏轼的亲舅舅程溶的儿子，但是，嫁到程家之后，不被公婆喜爱，以致于被婆家活活给欺负死了，死时年仅18岁父亲苏洵对姐姐，也是苏洵唯一成人的女儿疼爱有加，但是，碍于苏、程两家的姻亲关系，这口恶气始终发不出来，却又咽不下去，于是，苏轼母亲程氏去世之后，苏洵再无顾忌，就在诗文里指桑骂槐，败坏程家的名声，苏、程两家由此结怨王安石要拿苏轼杀一儆百，为推行新法扫除障碍，身为台谏的谢景温便从程之才处打听，抑或与程之才合谋了这出“贩私”的戏码，也由此可见，司马光荐苏轼为谏官的初衷，就是想掌握言论谢景温是谢绛次子，他的哥哥谢景初娶胥偃女，和欧阳修是连襟，妹嫁王安礼，是王安石弟妹，可见，王、谢两家的姻亲关系，让世人乃至史官都将这一事件归咎于王安石，但是，因为朝廷派遣调查这一案件的官员是李师中，李师中堪称王安石的死敌，而且，早已和苏轼有交往，也让案件的真相成了待解之谜PS:苏轼门人黄庭坚后来续娶了谢景初的女儿贩私案不了了之，举荐苏轼未果之后，司马光也离开了朝廷，躲到洛阳编写《资治通鉴》，没了依靠的苏轼也决定暂时离开京师这一是非之地1071年7月，苏轼终于在谋到“杭伴”（相当于副市长）的差事，此时弟弟苏辙早已离开京师，应第一个将三苏推荐给欧阳修的伯乐张方平的邀请，担任他的幕僚往杭州赴任途中，二苏在陈州相会，兄弟俩第一次宦游京师，就此终结，再次相聚，要等7年之久，斯时的苏辙，或是一生中最抑郁、阴暗的时刻，也造就了他在元祐中的偏狭和好斗当然，司马光黯然离场之后，他的另一个门生，此前并不为人所知的刘挚却乘虚而入，成为司马光离开朝廷后的又一代言人，二苏在1扶丧回川的途中，就已经和刘挚相识哲宗元祐年间，司马光病逝之后，刘挚逐渐成为“朔党”的领袖，开始和二苏为首的“蜀党”，程颐为首的“洛党”争斗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