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司法文化：构建新型司法文化的源头活水

中华优秀传统司法文化:构建新型司法文化的源头活水【资政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其中，“讲仁爱”等价值也是中华优秀传统司法文化中的基本要素在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我们应当全面客观地对待传统司法文化，努力发掘其中的积极因素，为司法改革和司法文明的进步提供有益借鉴中国传统司法思想中，儒家司法思想是其主流儒家司法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仁道”“中道”“和谐”，而“仁道”代表了儒家司法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仁道”是一种爱人之道，提倡对人的关爱、尊重，尤其强调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应该指出，封建时代的司法制度并未全面贯彻儒家的“仁道”精神，但其中某些具体的司法制度还是体现了对“仁道”价值的追求“中道”即中庸之道，是一种追求适中、反对极端、强调平衡的思想与方法论中庸之道也是一种实现社会和谐的方法“中刑”、“中罚”或“刑中”的观念由来已久，西周铜器《牧篇》铭文中就有“不中不刑”（不公正就不动用刑罚）的记载，《尚书》中类似记载更多正是这一理念影响到后来的儒家，并将其加工改造为中庸之道的司法思想在司法领域，公正是核心价值公正司法、平衡司法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否则就会出现孔子所谓“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的情况，社会因之而可能动荡失和儒家并不反对靠国法来解决纠纷，但并不主张将大量的普通纠纷都诉诸法律，因为那样既不经济又会消耗大量的国家司法资源，更关键的是由此恶化双方关系，并有可能形成“世仇”，从而长期影响社会稳定正是在此点上，孔子提出了“无讼”的主张无讼并不是不要一切诉讼，重大刑案仍需国家司法力量介入,但大量的轻微刑案或一般的民事案件，可以通过调解等方式来解决，不必进入国家司法层面而调解的主体，在民间社会往往是德高望重的“乡贤”，调解的规则是包括道德规则在内的社会规则当代中国的“枫桥经验”继承并发扬了“无讼”与“和谐”理念，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经验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还体现了一种明显的“教化”精神根据儒家“明刑弼教”的观念，其认可的用来辅助教化的刑罚并不是一般的刑罚，而是体现了儒家道德精神的刑罚，这种刑罚的运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教化的过程这样的刑罚就是所谓“明刑”，只有明刑才能“弼教”在中国古代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的体制下，地方行政长官兼领司法权，道德教化不仅是其行政责任，也是其司法目标，司法实践因而伴生了“宣教”功能，此亦即“寓教于审”或“寓教于判”古代法官的“书判”往往是一些将道德训诫与刑罚威胁互相结合的判词，这种以刑罚为后盾的司法教化作用更加显著古代的法官把法庭当成宣教的场所，“寓教于判”的方式确实能收到“其为言易入，其为教易周”的功效，比之单纯的道德教育课更能深入人心重视教化的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留给我们一些有益启示其一，刑事司法既有惩罚性，又有教化性，教化性存在于惩罚性之中；其二，良好的司法必须符合“仁道”或“人道”原则，这样的司法才能发挥正面的教化功能；其三，好的法官应做到“寓教于判”，将情理法融汇于司法审判中，使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而发挥司法审判的教育感化作用，这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总之，对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我们要在分清其精华与糟粕的前提下，着眼于发掘其中的优秀内容，让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元素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仍能彰显其生命力，使其成为今日新型司法文化构建的源头活水（作者崔永东，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年）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