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生效刑事裁判未予确认的事实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中的认定

关联生效刑事裁判未予确认的事实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中的认定关联生效刑事裁判未予确认的事实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中是否可以认定的问题，涉及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解问题证明标准也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程度在诉讼证明活动中，当事人为完成其证明责任、避免其主张不能成立的不利后果，应当对其主张进行证明，从而说服法官对其主张的事实产生确信对于当事人而言，证明标准为当事人完成证明责任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判断的预期，通过对证明标准的权衡，当事人可以知道何时应当举证，对方当事人也可以知道何时应当提供证据进行反驳，何时可以等待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继续提供证据从裁判者的角度而言，证明标准是裁判者对待证事实是否存在的内心确信程度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如果裁判者认定这些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程度，则认定该事实为真；如果证明责任承担者提供的证据未能达到证明标准，则认定该事实为伪从证明标准的性质而言，证明标准具有法定性，是一种法律规定的评价尺度，当事人对待证事实证明到何种程度才能解除证明责任、裁判者基于何种尺度才能认定待证事实存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口］关于我国诉讼法上的证明标准问题，立法上采取了不同的规定模式《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第二百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J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刑事诉讼中认定事实的要求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J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J从法律条文看，“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作了较大修改并已付诸实施，但三部诉讼法典仍旧没有直接明确证明标准不过，从相关法律规定可以推论，我国三大诉讼法在审判方面所隐含的证明标准均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尽管在立法表述上的分歧并不明显，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上“分道扬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采用不同于刑事诉讼的表述,已经成为民事诉讼法学者的共识”

[3]这种差异在司法解释尤其是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中表现得更为明显2001年《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事实存在J一般认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上述两条按照一般标准和特殊标准的区分，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进行了明确2019年《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八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与诉讼保全、回避等程序事项有关的事实，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说明及相关证据，认为有关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的，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J《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实际上确立了高度盖然性规则作为民事诉讼的一般证明标准，并结合本证和反证对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进行了描述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为本证，而对待证事实不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对本证进行反驳所提出的证据为反证在诉讼证明活动中，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为避免败诉，会积极提供证据，使法官对于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形成于己方有利的内心确信这种内心确信应当达到满足证明的最低要求即法定的证明标准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其本证使法官形成的心证越过高度盖然性标准，形成确信相反，不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为避免败诉的不利后果，同样也会积极提供证据形成反证反证的证明活动，目的在于动摇法官对于本证的内心确信，使待证事实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无法达到法定的最低要求对于本证和反证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作出了规定，即法官应当结合全案证据作出综合评价如果法官最终对待证事实形成确信，则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完成了证明责任；反之，如果在诉讼的最后阶段待证事实存在与否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则反证达到了证明目的［4］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特殊证明标准，则类似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基于维护交易的安定性，根据实体法的规定，提高证明标准，将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的事实的证明，规定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2019年《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八十六条也规定了提高和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形司法实践表明，环境资源类案件往往涉及刑事、民事、行政多种责任，同时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环境资源类案件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较之传统诉讼类型更加复杂而“证明标准是通过举证活动，实现裁判者对于争议事实（待证事实）的存在所应达到的信赖程度或认知上的可能性程度这一标准的达成，预示证明责任承担者对其责任的卸除并获胜诉故确定一个什么样的证明标准，直接关系到证明主体法律后果的承担”

[5]科学设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证明标准，对平衡原、被告双方的利益，兼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特殊性质，以及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若干规定》在制定过程中，总结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等系列司法解释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采取了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一致的立场，区分了涉环境犯罪刑事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证明标准本条第二款明确了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对于生效刑事裁判未予认定的事实，按照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予以认定这种规定一方面是基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为民事诉讼的性质，充分尊重环境法律规范的专业性和环境资源审判的独立性，有利于更加全面保护受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另一方面也是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能力不平衡的现实，有利于推动环境资源主管行政部门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注重依法全面收集制作、妥善保存证据材料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一般情况下，部分事实虽然由于尚未达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关联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未予认定，但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证明活动中，即使在有反证的情况下，若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出的本证能够超越高度盖然性标准，那么，纵然该部分证据证明的事实在刑事诉讼中未被确认，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仍然应当予以认定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当事人提供相反证据推翻预决事实的情形，仍应遵守2019年《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即“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