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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社会生活【学术笔谈】占卜是在某些思想(中国古代诸如天命、阴阳、五行等)影响下用种种方法预测未知事物的预测术印刷术流行之前,能传下来的占卜书籍非常稀少,因此敦煌占卜文书就成为了解唐五代占卜书籍,以及时人在社会生活中使用占卜术以预测吉凶情况的重要资料敦煌占卜文书数量很多,按号计算有余件,超过了儒家经典,300可见在当时社会的流行程度唐五代时期,一般民众在思想教化行为规范上遵循儒家经典,在实际生活中则离不开占卜术这在唐代官方政书中有明确反映《唐六典太常寺》说占卜可以在九个方面“决万・民之犹豫”,即“一曰嫁娶,二日生产,三日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日发病,九日殡葬从出生、婚嫁、寿命、丧葬到住宅、仕途、疾病,人生中的大事都离不开占卜不仅中央太卜署有卜师、卜博士、卜筮生为各机构占卜服务,民间更有形形色色的占者和卜者为百姓占卜服务,于是占卜书就流行开来,残留下来的占卜文书也就相对比较多了敦煌占卜文书涉及的占卜术种类繁多,包括卜法、式法、占候、相书、梦书、宅经、葬书、时日宜忌、禄命、事项占(占病、占婚嫁、占死亡、占走失、逆刺占等)、杂占(占耳鸣面热、乌鸣占、占怪等)等十几类,囊括了当时几乎全部占卜术这就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占卜情况提供了丰富史料资源敦煌占卜文书中提到的占卜术除易占及一些卜法外,总的说来比较简单粗糙,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婚丧嫁娶历来是占卜术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敦煌占婚嫁文书涉及的占卜事项主要是占夫妻是否相合,以及嫁娶的日期吉凶前者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十二属相和五行相生克法例如斯背《夫妻相法》即有“夫木女火,六百万2729石;夫木女士,凶;夫木女金,病,凶”之类说法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在唐代不仅流行于边陲,也流行于朝廷《唐会要》记城阳公主要改嫁,“太宗使卜之卜人日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也是使用了五行相生克法,认为夫火女火是不吉利的丧葬方面,主要是占葬日与葬地的吉凶,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阴阳五姓、六甲八卦,其中重要的是《阴阳书》《阴阳书》在唐代十分流行,多达余卷,50曾流传到日本,但在中国后来却湮没不闻,只有敦煌占卜文书保留了一卷,即伯《阴阳书卷第十三•葬事》,内容是逐月讲葬事的吉凶,2534以及推算“灭门大祸日”的表格,最后说“凡葬及殡埋斩草日值灭门日者,妨害深重,不可用;若值大祸日者,被劫盗日音与姓相克,害深”其中提到葬埋要避开灭门日和大祸日,还将丧葬与五姓(宫商角徵羽)相联系,与占阳宅的《宅经》相同“时日宜忌”类占卜术,将生活中各项活动的吉凶宜忌都编成手册或口诀,有的直接写到类似后代的“黄历”中,供人选择斯2404《后唐同光二年(公元年)具注历日》就记有“十二支忌日”924“子日不卜问,丑日不买牛,寅日不祭祀,卯日不穿井,辰日不哭泣,巳日不迎女,午日不盖屋,末日不服药,申日不裁衣,酉日不会客,戌日不养犬,亥日不养猪”,涉及挖井、盖房、裁衣、买牛、养狗、养猪等劳作,卜问、祭祀、吊丧、嫁娶、会客、服药等活动,包括了经济生活、精神生活、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官民遵行,几成习俗比如唐太宗朝功臣张公瑾去世,年仅岁,太宗悲痛,要去哭吊,礼39仪官员就劝他“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为流俗所忌”但是太宗说“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衷,安避辰日”(《旧唐书•张公瑾传》)可见“辰日不哭泣”之类宜忌在朝野间十分流行当然,上述这类宜忌还是粗糙和过于直观的比如丑为牛,所以丑日不能买牛;戌为狗,所以戌日不能养狗;亥为猪,所以亥日不能养猪到后来大概觉得这种联系太直观了,便有所改变丑日改为不冠带,亥日改为不嫁娶(同时巳日改为不远行),丑日、亥日不再和牛、猪联系,忌日涉及的日常生活也扩大到“冠带”和“远行”了相术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也有重要作用无论是想知道自己的寿天吉凶,还是交友任官,找人看相都是很重要的统计《太平广记》中各类占卜术的使用情况可以发现,相术最多,排名第一而且在所搜集的条相面资料中,相任官仕途的有条117100这当然是由于这些资料的记录者多是官员,反映着时人想要做官入仕的愿望,同时也因为当时选官是要看相貌的,即所谓“以四事择其良一日身,二日言,三日书,四日判”(《唐六典》),“身”的美丑优劣放在了首位敦煌伯背《相书》有“凡人面如满月、润泽,3589主富贵”;“凡人龙行,三公;虎行者,将师”之类占辞,其实就是任官取人相貌的标准史籍中常记载皇帝或宰相说某人“贫相”“命薄”因而不授予官赏,也是建立在此类相术的基础上伯《相脚2572足下文》篇,有“足心下有黑子,大贵,三公”的占辞,而节度使张仁愿正是看到安禄山双脚下都有黑子,才厚待他(《太平广记》)当然,所谓安禄山足下有黑子而被张仁愿厚待之事只是传说,但由此可见占相术在民间的流行值得一提的还有《逆刺占》这是一种预测来人所卜何事及其吉凶的占卜书此书虽在唐宋书目上有记录,但因过于粗糙草率,现已不存,幸有敦煌文书才能让我们知道这种占卜术的概貌敦煌占卜文书《逆刺占》的占辞有浓厚的地方社会生活特色例如北敦《逆14636刺占》占辞说“丁位坐者,家有十五人,一人外养”,“戌地坐,家有五人或四人,父身外养”等一家之中常有人“外养”,且被“外养”者包括家中的“父亲”,那么“外养”何指?是敦煌地区特有的习俗吗?“外养”的地点是否在寺院?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再如,“占人家有酒法”占辞说“寅时从寅上来……家有酒”;“巳时巳上来……家有酒少”;“申时坤上来……家中酒食,往即得“这是能占出谁家有酒,去了就能喝上吃上“巳时兑上来卜者……家有酒藏不出”;“丑时坎上来卜者……家有酒,藏在杖下”这是能占出所要占卜的对象家中有酒,藏在何处,大概是准备去他家喝酒前的占卜还有“占主人有酒,不与”的占辞,更是透露了主人有酒不给喝的怨气这些占辞或许反映了敦煌当地喝酒比较普及,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习俗的绝好资料需要指出的是,占卜术没有科学依据,很多占辞荒诞不经因此,各朝各代都有对完全迷信占卜术的思想和行为予以质疑乃至批评者,唐代吕才就依据历史资料对一些占卜术进行了批评关于《宅经》,他认为把卜宅之文加上“五姓”是荒谬的,天下姓氏那么多,怎么可能都归到五类姓中呢?关于《禄命书》,吕才批评说“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天寿更异”,并举出从鲁庄公到秦始皇、汉武帝等“禄命不验”的例子加以证明关于《葬书》,吕才引用《春秋》《礼记》等经典中实例说明当时殡葬并不择月日时,更与吉凶无关他批评说:葬就是藏,“不得预测于将来”,“不可先知于地下”;“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将安葬与年月日时、墓田选择联系起来,“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完全是“巫者利其货贿”(《旧唐书吕才传》)此外还有唐人卢藏用在《析滞论》中系统批评了拘・泥于时日吉凶的思想,明确指出“得失兴亡,并关人事;吉凶悔吝,无涉天时……任贤使能,则不时日而事利;法审令正,则不卜筮而事吉;养劳赏功,则不祷祀而得福”,将吉凶祸福的最终原因归结到人事上,是十分难得的敦煌占卜文书既是研究唐五代占卜书籍与占卜术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实况与思想观念的宝贵资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作者黄正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敦煌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年)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