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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对于中华文化的记忆,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所谓横向,也就是摆脱历史顺序,从逻辑上来感悟中华文化的光荣和缺憾前些年我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巡回演讲,其中一个题目是〃中华文化的长寿秘密〃,这就是横向地归纳了,我主要讲的三个方面第一,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看上去是政治思维,实际上还是文化思维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比哥伦布探险早年的郑和船队那末强大,到了那末多地方,60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这就是文化的潜在控制变成为了集体本能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远征中湮灭,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希腊文明的嫡传者亚历山大的远征也是如此远征即便胜利,也极大地耗损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主题,牺牲了大量青壮年,也就是文化传承的主体,又让一种文化在水土不服的异地自然枯萎,更不必说,远征很可能带来报复,而任何报复都是残酷的,必以毁坏被报复者的文化作为前奏中国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这种灾难,保证了长寿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纳入中华文化的主体部位,他在远征途中去世,最后问鼎中原的是他的后人元代后来也恢复科举考试,开始尊重儒家中华文化的不远征思维又与内耗思维连在一起因此我曾经在联合国的世界文明大会上说,中华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中国人有不少对不起自己人的地方,但向来没有怎么对不起外国人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是这样第二,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这是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冬天的〃极端〃是春天,夏天的〃极端〃是秋天,不管是冷是热都极端不了而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浮现极端性突变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中国也有过极端主义时代,但那是过场戏,长不了,正剧还是不极端的中庸之道这正像我在中东某地时的一个感受,在那里,和谈是过场戏,正剧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不仅会破坏别种文明,对自身的伤害也是极大的,特别是变成为了宗教极端主义,危害性更大这一切,都有重重的历史废墟证明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延续至今第三,中华文化不喜欢无序一种大文化,总是以结构形态呈现的,它要为世间带来精神秩序,自己也必须有严谨的秩序这种秩序有可能是保守的、极权的,但相比之下,也比彻底的无序好得多我考察了世界上不少地区,深知现在地球上有秩序的地方不多,而无序的地方却不少那些地方向来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因为那里因混乱而落后,失去了被他人注意的理由,偶尔注意,也找不到问题的焦点和逻辑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其他古文明也有过建立秩序的梦想,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缺少代代相继的管理人材,而且这种管理人材必须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这个难题,在中国奇迹般地解决了,那就是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每三年在全国各地选拔一批为数不少的管理人材,把面积很大的国土有效管理起来了而且,由于考试内容是儒家学说,考生们长年累月准备的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由他们中的优胜者来做官进行社会管理,基本上〃专业对口〃更故意思的是,由于代代考试必须背诵儒家经典来应试,儒家经典也就接受了一千多年无数年轻生命的滋养而得以延续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以文化来选拔社会管理人材,又以选拔来保证文化的延续,两全其美中华文化由此普及于空间,又延伸于时间中华文化的两个〃不在乎〃我们除了要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有的缺憾还是优点的派生物,像是阳光产生的影子,使中华文化变得立体与三个〃不喜欢〃相对应,我选了三个〃不在乎〃,对中华文化的几项生态性缺憾作举例说明第一,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大家都在谴责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我前面说了,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主要是朝廷伦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游离于朝廷关系和家庭关系之外,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县官出门,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明显地把公共空间看成为了朝廷空间的延伸有时也提倡关爱家庭之外的人,希望在关爱家里老人和小孩时能够推己及人这固然很好,但也只是家庭思维的延伸现在有关交通安全宣传的广告〃为了你的家人,请你注意交通安全〃;〃开车两口酒,家人千行泪〃等等,固然都很能打动人心,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不要酒醉驾车,难道主要是为了家人不流泪吗?那些被酒醉者撞死街头的路人呢?应该知道,人性、人道具有离开朝廷和家庭的独立的终极意义真正的大善,产生在素昧平生的公共空间什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那就是,达芬奇在公共空间里画壁画,・米开朗基罗在公共空间里做雕塑,佛罗伦萨的市民们天天欣赏,大家评论形成市民精神的粹炼和凝结,然后一起呼叫一个新的时代这种公共空间在中国文化史上十分稀缺我们对艺术品,总是〃收藏〃,不是皇家收藏就是私人收藏公共空间的意识,也就是市民意识、公民意识,这是一切现代化思维的载体,这个载体在中国文化中比较狭小,我们应该加以拓宽古代文化中普通都缺少公共空间的意识,但欧洲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就有一些街头演说家发表演讲〃雅典城的市民们!〃〃罗马的市民们!〃这种早期意识的沉淀,对后来的现代化起到了不少的正面作用第二,中华文化不在乎实证中华文化早早地划分了阴和阳、君子和小人、忠和奸、善和恶、贵与贱,却向来不在乎真与假的界线,即缺少〃证伪机制〃这样一来,就给虚假、伪饰、谣逐、冤案、假冒伪劣产品留出了广阔的地盘这个问题严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发现,在明代国家档案《明实录》中,即使是关系一国命脉的经济数字、军事数字,都严重不实连铸造钱币这样的财经大事,该档案中所记金陵一次所铸钱币的数量,实际上整个明代两百多年间天天加班铸造都不可能完成但是,这些重要档案的记录者、校对者、审核者、阅读者没有一个能发现,他们连发现的敏感都没有这使黄仁宇先生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数字化管理这个问题到现代还在强劲地延续数字是有的,但没有管理,没有实证例如我们小时候往往听到、看到那些公开发表的数字,都未被实证,像〃亩产二十万斤〃之类〃文革〃之后,平反的冤案几百万件,足可证明至少有几百万专案组人员、审查人员彻底无法对那些诽谤和诬陷予以〃证伪〃他们绝大多数不是恶人,因此更可说明这是一种集体文化惯性我非常热爱传统的中华文化,但心中又十分明白,中华文化的未来生命在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