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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读书心得实用《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历时7载,在饱览群书,对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用英文写成的,后又由其本人译为中文,于1982年在中国大陆发行,至今其版本已数次重印,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在拜读其作之后,深感作者对历史的熟知及对史实的娴熟运用和作者透过文字传达思想的功力作者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以明代历史上极为平常的一年一一万历十年,即1587年为横切面,深刻剖析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本弊病“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自序P4]书中的主要人物,上至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朱翊钧,中至代表儒家正统学派,文官集团的代表的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纯儒学派的代表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有才能的武将蓟州总兵戚继光,封建时代的异端一一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就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究其原因,作者指出,是由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唐宋以后,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贝晨宋代朱熹对儒学进行了发展,其所著《四书集注》成为明清读书人的教科书,也成为宋以后统治者所依赖的支柱,并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整个社会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对儒学中的糟粕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万历皇帝原也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最终意志消沉,无为而终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突破和改变儒家礼教,如在废长立幼、操练御林军、修建皇陵等问题上,万历或遭遇到大臣群体的明确反对,或是委婉的劝告,或是软性的但却是不可背离的抵制正如书中所写“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社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万历十五年》中写了先后以首辅身份出现的两个人张居正、申时行二人的相同之处是熟知儒家礼仪,并以此拼力维护封建统治,辅助皇帝,但两人不同风格是张居正居高位而傲,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去推进治理,从而落得生时大权在手,威风八面,死后遭到彻底清算,殃及子孙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熟知文官集团“阳”与“阴”的双重性格,以调和为主,维持着帝国的延行而最终还是由于“立储”遭到了文官们的参劾,不得辞职家居“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是典型的儒家主义者,他三次罢官,固然有其刚直不阿的一方面,但也表露出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风格不为当时代的人所接受和效仿只碍于他的“清廉”之名,朝廷才不得不授予他闲职海瑞的一生经历,表明了“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P139]《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悲剧人物一一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他率领他的“戚家军”在平倭战斗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倭乱平息后,他又被调往北方,依靠南方旧部训练出一支蓟州军,成为阻遏俺答南侵的铜墙铁壁戚继光一生战绩斐然,然而,从书中可看到其凸现的务实的武官集团与高唱道德的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儒家重文轻武,军事体制的设计不是出于国防的考虑,而是为对付国内的叛乱,因此,国家的军备糟糕到了极点,正规军队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戚家军几乎就是一支私人军队,从政府那里很难得到可靠的后勤保障,由于政府提供的火器质量太差,他的军队在战斗中竟不敢放手使用当时先进的火器本来戚继光注重效率和务实的思维就与儒家因循守旧的习惯及整个旧体制有着尖锐的矛盾,再加上他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就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在贫病交迫中死去《万历十五年》中最后一位人物就是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著书立作的被视为封建异端的李贽,书中说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是儒家的信徒,1552年得中举人后,一直沉浮于下僚而不得志,最后才被任为云南姚安府知府李贽对当时的社会和人的虚伪甚至自己都做过不留情面的抨击,如他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铳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力与物连,心与口违李贽的悲观及内心矛盾,正是他所属时代所赋予的儒家的因循守旧及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使得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革新无法在其中孕育,人的理智和自由也受限,被压缩以至矛盾、灰心消极李贽在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儒家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而统治者以儒家治国,并以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来代替法制,也就是说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准绳是道德,因而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而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体现为礼仪之争而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说,礼仪只是精神内容的外在形式,无论如何它不应比它所指称的事物本身更重要,而儒家礼教则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把代表某种事物的符号当作了事物本身,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为礼仪而礼仪这种形式主义无疑是封建帝国腐朽的表征之一而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的人或是扭曲、虚伪的,或是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书呆子,或是阴阳两面的人格分裂者万历十五年》中的张居正要求朝中官员廉洁自律,而他私下却聚财敛富,生活奢靡;海瑞被奉为首先楷模,而他的家庭生活却彻底悲剧,曾两次休妻,第三个妻子莫名其妙地死去,一个妾自杀,等等都说明了在封建儒家礼教下人的悲剧性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此时,虽然从综合国力来看,明代远远超过了西方各国,但由于整个国家体制、制度上的迂腐,在西方各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大肆朝廷海外扩张相反,明代却愈加闭关锁国,以空洞的儒家礼教维持着旧秩序,从而导致了明、清日益的衰落《万历十五年》以史为鉴,揭露了历史上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以维持王朝安全、官员的腐败问题、不合理的财政税收体制等弊端,对现实都有着警示意义,对于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当代有着积极的启迪作用作者对儒家腐朽的一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但作者并未有全盘否定儒家和道德之作用,这在书后所附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可以看到而近年来东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证明,在旧制度解体的比较彻底的地方,传统儒学中包含实践理性的东西才可能被解放出来,在新条件下推陈出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