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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论》与《诗》的早期形态分析上表所列《诗论》与《诗序》对这五十三首诗歌的评述,可以把其间的异同关系概括为以下三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诗论》与《诗序》的评述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与发明,表现了基本一致的评判取向属于这一类的作品最多,共有三十五首,它们是《周南》的《关雎》、《葛覃》、《兔宣》,《召南》的《鹊巢》、《甘棠》、《蠢斯》,《邺风》的《柏舟》、《绿衣》、《燕燕》,《鄢风》的《墙有茨》,《卫风》的《木瓜》,《王风》的《兔爰》,《齐风》的《东方未明》,《小雅》的《鹿鸣》、《天保》、《菁菁者莪》、《湛露》、《祈父》、《黄鸟》、《十月之交》、《雨无正》、《节南山》、《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谷风》、《蓼莪》、《无将大车》,《大雅》的《大明》、《皇矣》、《生民》、《荡》,《周颂》的《清庙》第二种情况是《诗论》的评述与《诗序》不发生在同一个层次上,其间不存在可比性《诗论》采用了流行于春秋时代的“断章取义”之法一仅针对诗篇中某几句话发表评说,或在引诗之后用简单判语表明主体态度,如“吾美之”、“吾信之”、“吾喜之”、“吾善之”之类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述以及感情性判断是不应该被当成篇章之义而与《诗序》进行比较的属于这一类因而可以排除不予讨论的作品有《猗嗟》、《宛丘》、《鸣鸠》、《大田》、《文王》、《烈文》、《昊天有成命》等第三种情况是,《诗论》的评说与《诗序》不合,二者表现了完全不同的评判取向《诗论》立足于歌辞本身进行评说,而《诗序》则按“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方式,把诗歌与伦理政治联系起来属于这一类的作品共有十一首《周南》的《卷耳》、《程木》、《汉广》,《邨风》的《北风》,《王风》的《扬之水》、《采葛》,《郑风》的《将仲子》、《褰裳》,《唐风》的《蟋蟀》、《有柢之杜》,《桧风》的《隰有蓑楚》上述分析结果显示,《诗论》与《诗序》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与发明的情况占有压倒多数的明显优势这说明它们应是同一系统的诗说那么,对于后一种情况中不相吻合的现象又应作如何理解呢?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十一首诗歌全部出自《国风》这一现象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为什么《诗论》与《诗序》不相吻合的情况会如此集中的出现于《国风》当中呢要讨论这一问题,就要讨论《国风》作品的采集目的以及先秦时代人们诗歌观念的演变
三、关于“采诗观风”在秦汉时代的史籍中,出现过许多关于“采诗观风”、“献诗讽谏”的记载“献诗”之制由于《国语》、《左传》的记录而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但是出现于《礼记》、《汉书》等史籍中的“采诗观风”之说,却由于缺少先秦信史的记载而一直是争论和怀疑的对象直到今天,在《上博书》公布的这批资料中,终于可以找到支持“采诗观风”之说的证据了《诗论》第三简云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这支简文明确说了到《邦风》“纳物”、“溥观人俗”以及“大敛材”的特点这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云“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之义・除此之外,在第
十六、
二十、二十四简又曾三次出现过“民性固然”这句话由此可以确认,诚如传世文籍所记载,除了献诗讽谏的制度之外,“采诗观风”亦是圣王之制的重要内容一旦确认了“采诗观风”这一先秦古制,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讨论作为中国政教文学理论核心内容的美刺之说了所谓美刺理论,实质上是关于献诗、采诗的理论;或者说,是对献诗、采诗指导思想的理论化与系统化:总之是献诗、采诗制度的直接衍生物其核心本质,则通过“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序诗方式表现出来换言之,诗之美与刺,是序诗者依据诗歌创作或采集时代执政者德行之高下以及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对诗歌作品性质及意义作出的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规定与评说假若一代之主并非有德之君,产生于这一时代的作品,无论其本身的内容如何,都会因这“一人”之无德而被纳入“刺”诗的行列通过研究《诗经》作品的创作与编辑时代可以知道,几乎所有的“刺”诗,其被编辑的时代都晚于被创作的时代这意味着,所谓采诗观风,一方面表现为采诗之乐官通过歌诗向君王呈现与作品相联系的民俗土风,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乐官通过这些诗篇向当朝君王呈现前朝的社会风貌,提供历史鉴戒,以达到“知得失,自考正”的目的与仪式配乐一样,出于讽谏目的采诗观风也是周代乐教的重要内容,而“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序诗方式,则是造成用诗之义与歌辞本义疏离的重要原因《国风》中大量抒写男女欢爱的情歌被《诗序》当成“刺时”之作,皆缘此尽管《毛诗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但是,这种序诗方式并非《国风》的专利,它也同样也出现于《小雅》当中《小雅》中与时政无关的“刺幽王”之诗,亦因此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序》是周代乐教的直接成果周代社会的教育制度,除了以瞽蒙为对象、服务于礼仪的乐教之外,还有以国子为对象、培养政治人才的乐语之教周代乐教的重要内容是“风、赋、比、兴、雅、颂”,而乐语之教的中心则是“兴、道、讽、诵、言、语”前者实际上是瞽蒙传诗时弦歌讽诵的六种方法,而后者最重视的,则是立足于歌辞的“诗言”与“诗义”之教[8]萌芽于西周中期的引诗、赋诗,正是实施乐语之教的成果与表现乐语之教使乐歌的文辞受到了很大的重视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引诗、赋诗之风的逐渐盛行,当人们赋引的对象由《雅》、《颂》而延及《国风》之时,依据采诗观风的思想对诗义的解读所造成的与诗辞本义之间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适应当时社会“赋诗言志”的现实需要,调整《诗序》与作品歌辞本义的矛盾,立足于歌辞对之重新阐释,遂成为实施乐语之教的当务之急换句话说,一旦“赋诗言志”成为诸侯聘问的重要外交手段,那么,立足于文辞本身的引申与阐发必然成为各国诗教的重要内容这应是《诗论》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也是《诗论》对《卷耳》、《汉广》、《采葛》诸诗的评述与《诗序》发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从汉四家诗说之异同看〈诗序〉的时代》[9]一文中,笔者曾对《毛诗》和齐、鲁、韩三家说诗特点作过分析,认为“在《毛诗》一系传承旧说并作进一步申述的同时,儒家后学亦有人开始从诗本身出发去理解诗义,由此出现了突破传统说法的诗学流派,发展到汉代,形成了齐、鲁、韩三家之说史籍记载今文三家或出自战国末年的荀子,这种说法在时代上是可信的”在分析了《诗论》中相关的内容之后,我们知道,汉代今文三家从诗歌内容出发理解诗义的作法,实际上应该萌芽于孔子时代之前,而在孔子以《诗》立教的授诗实践中,也已经有了立足于歌辞阐发诗义的先例这就是说,原先被认为出自荀子的今文诗说,实质上仍然是孔子传诗系统的支流而这些支流的存在,则进一步证明《诗序》(准确说是《毛诗》首序)的产生时代,必然在孔子之前
[10]作为周代乐教的成果,《诗序》的产生与诗文本的形成过程相始终,它的解诗习惯的转变一由早期重视仪式功能转变为后期专注美刺,实质上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由重视礼仪之教向重视德义之教的转变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官学失守,乐人散在民间,原来由大师执掌的乐教与由大司乐执掌的乐语之教,开始在孔子恢复周道的实践中走向融合当他按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造士路线授徒讲学时,融合乐教与乐语之教为一体的《诗论》也就产生了因此可以说,《诗论》是在《诗序》的诗说传统面临挑战之时,与当前需要相结合的产物作为《诗序》向汉四家诗说传承发展的中介环节,它表现出了一种承上启下的意义:上承《诗序》建立的诗说传统,下启儒家后学据诗立说之先河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各派所传,自成一系,至汉代出现的四家诗,便是孔子所建立的诗教系统中最有影响的几条支流
[1]为排版方便,引文部分采用了《上博书》所隶定的文字本文完成后,从网上看到了李零《上博楚简校读记》、廖名春《上博〈诗论〉简的形制与编连》等文本文中的引文亦有少量使用了李、廖二位隶定的文字
[2]《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
(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3]同上书第140页,第146-147页,第166页
[4]文章完成彳急从网上读到一些相关文章,已有多名学者据《包山楚简》确认《上博书》“又葬”即《墙有茨》
[5]同上书第157页
[6]同上书第145页
[7]同上书第148页
[8]参见王小盾《诗六义原始》,载《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又载《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9]载《文史》第五十一辑
[10]参见马银琴《〈毛诗〉首序产生的时代》,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