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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菊花》无人论世的菊在这个城市,他得到了保证只要他简单地进入寺庙,他就可以成为神圣世界的一部分——[罗]米尔恰•埃利亚德《神圣与世俗》黄巢的诗歌大致可确定的有三首半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云“黄巢五岁侍翁,父为菊花连句,翁思索未至,巢随口应曰堪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赫黄衣巢父怪,欲击巢乃翁曰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巢应之曰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这一完整绝句即是《题菊花》五岁能诗,或不足信,学界通常认为应作于早期,但这个细节使我们想起精神分析学家关于儿童的理论“孩子与成人间的战争是无情的,非到胜利便不罢休……所有的人类都曾经是没有力量的孩子,曾经为自由而战就是从这一点,我们假定,人类除了天生追求自由的愿望以外,幼年时都获得了革命的潜能这种潜能虽然潜伏了很长的时期,在特殊的环境下却会激发起来”《全唐诗》同卷还录有黄巢的另外两首诗,其一为《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引《清暇录》说,此诗为黄巢落第后作品,题为《菊花》《全唐诗》录第三首诗为《自题像》“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题下注云“五代陶谷《五代离乱记》云‘巢败后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像题诗,人见像,识其为巢云”黄巢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堪称另类,其中凸现的意蕴,不是爱国忠君和讥讽时弊,而是不可抑制的反叛、愤怒、仇恨和令人生畏的极权欲望,是推倒现实、重整天下、凌驾万有的雄心壮志张端义于《题菊花》诗下注道“跋扈之意,现于孩提时加以数年,岂不为神器之大盗耶!”跋扈两字,道破天机这位黄姓的诗人似乎对菊这种经霜不凋、绽放黄花的植物格外青睐,所有现存的诗句均为咏菊之作当文人们纷纷以菊花喻其清高、坚贞及苦心孤诣的时候,黄巢自有其奇崛的寄托《题菊花》多少表现了一些自怜与自卑,并试图以不寻常的方式改变现实的某种意愿,而《不第后赋菊》则迸发出磊落不平之气,欲飞冲霄,翻天覆地由黄姓及黄菊,又黄菊漫延至黄衣、黄金、黄甲,从黄巢的联想、隐喻与逻辑的延伸,证之以黄巢起义史,可知黄巢对“黄”字的特殊迷恋与执著如果说文字之诗是以笔墨著于纸上,那么黄巢倡导的反叛则是刀光剑影、生死杂糅、幅员千里的史诗起义之初,黄巢家乡山东曹州流传民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可视为黄巢有意散布的动员令王仙芝死后,黄巢得以独统全军,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改称元王霸舆制之制,隋朝沿袭北齐,朝会及庄重时刻衣裳均用赤色,到文帝开始采用黄色大业三年下诏,只有帝服定为浅色黄衫唐延隋制,天子常着黄袍,后来渐变为赤黄,遂成定制,禁止士庶服用王建宫词道“日色赭黄相似,谓赤黄也”高宗元年,“先是九品以上入朝参及视事,听兼服黄洛阳尉柳诞夜行,为市人所殴帝闻之,一章服错乱,下诏申明之自此,朝参行列一切不许著黄”玄宗天宝七年,太常卿韦韬奏请御案缗床帷筹望去紫,用赤黄于是,连陈设也全数改以黄色从符号意义的黄姓到视觉的黄色、触觉的黄色再到不可捉摸的权力,黄巢的黄字情结的每一个意象都寄托着帝王意识与权欲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里说“中国人有一种把名字与其拥有者等同起来的倾向,一种表现出与下述现象非常接近的倾向,即由许多事实确凿证明了他们没有把图像或标记与它们使人想到的那些实体区别开来的能力”在另外章节里他这样写道“名字表现了、体现了个人与其图腾集团,与祖先,与保护着他参加的秘密团体的无形力量等等的亲族关系……诚然,对于原始人来说,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关联是包含在原始人所想象和他一旦想到就相信的前件和后件的神秘联系中前件拥有引起后件的出现而使之显而易见的能力”如果由姓氏而独钟于“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菊花的冷峻与孤傲是由于人为的联系的话,那么由姓氏到菊花再到兵革光景的金甲,王气盎然的黄衣及代表权力财富的黄土、黄金则是自然的延续,以布留尔的思路而言,“所有的联系就其本身而言绝非偶然”在几个彼此独立的意象之间,神秘的意义互相渗透、传递,即巢当为王之“天意”得以成立依照这样的逻辑,黄巢获得使命感或天命,从登基大礼上“殆天意欤”的自言自语里,至少他是越来越相信这一天意了至于其名“巢”,大概是其父指望儿子日后荣登科榜之意,因“巢”可书作“窠”,音科,民间吉祥语中有“五子登科”之说乾符二年,王仙芝传檄诸道,打出平均旗号,黄巢加入,任军中判官政府军从北面郸州、西边汴州、滑州、陈州三面逼近,义军人数虽然迅速增至数万人,但是散兵游勇不堪一击曾经围攻忻州七月有余,终遭受重创而散三年正月七日,义军西进,切入中原,危及东都洛阳,觊觎首都然而政府军前后夹击,迫使义军战士放弃西进计划,掉兵南下其后义军窜入江淮,横扫江浙,开凿七百里山路由浙趋闽,再入广东,攻占广州这时已是乾符六年末四年来义军数量增至数十万,王仙芝分裂被歼,黄巢独统大军,如狂风骤雨,攻城略地,所到之处破坏当地政权,劫掠官方、富有者的财物,无意于政治与根据地建设,一向采用随打随弃的政策后勤补给除劫掠以外,即强令地方官征调,而地方官员自然转嫁于黎民百姓,涸泽而渔的补给方式又势必使得义军不能在某一地区滞留太久更重要者,黄巢显然对首都长安以外的其他任何城市与地区缺乏兴趣,只想在进攻与逃跑之间渐渐壮大势力,伺机图谋北上阿布赛德说“由于中国出现一个统治阶级的叛徒黄巢,由于黄巢领导了一支日益强大的武装力量,因而其所到之处,官僚和地方豪绅的生命与财产都受到损害唐政府已被推翻了,权威已被捣碎,唐帝国简直是整个被黄巢推翻了!”乾符六年十月,黄巢发表北伐檄文,历数当朝积弊,明确告知义军将打入关中,以图大事不久他即乘胜北上,入江陵,过襄阳,转战数十州,沿途布牒守军“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费孝通曾把近代中国的城邑叫做“在权力居于武力这种政治系统里面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它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历史残酷的诗意还在于黄巢虽然拥有了权力的标志与形式,但没有占据权力本身,所以达成人生大梦的同时即开始了革命的衰败,“满城尽带黄金甲”显然是掩耳盗铃的成功也许这个“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越发相信了黄家日月取代李唐王朝是坚不可摧的天意,入主长安后除分封妻妾、将相以外,我们没有得到义军有其他作为的记载从三品以上官位换上自己的弟兄,四品以下仍照其旧的政策看,新政府企图运作原有国家机器,可惜并未奏效一如所有的入侵者,邪恶的纵欲破坏了整个城市诗人韦庄在《秦妇吟》诗中就连篇累牍地描绘了长安城地狱般的景象不开财源,不追穷寇,龟缩城中,城外即是一天一天准备充分的敌人,二年零四个月,黄巢在想什么?据《李秀成自述》所记,洪秀全在1856年韦、杨内江之后,就一味靠天行事,不言人事天京垂危之际,洪秀全不听李秀成、李世贤让城出走的建议,自以为是道“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天兵,朕之天兵多于水”隋开运河,漕运成为年输入二百万石的国家大动脉,稍加阻扼,即造成京师大恐,这是任何一个稍有政治军事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然而身经百战的黄巢浑然不觉其累卵之势,百万大军,坐吃山空这样,惨剧屡有发生“尚让(黄巢的宰相)厨中食木皮”、“一斗黄金一斗粟”我们当然鄙薄关于君权神授的祥符谶语,但也坚信如此强烈的权力意志并非空穴来风可惜中国古典史籍和学者就青少年的经历及家庭出身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多不涉及,或语焉不详,而以现代学术的眼光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陷黄巢为落第秀才,但“跋扈之意”想必不是自落第之日开始黄巢似乎遭遇到什么不平,使他异常愤怒按理说,私盐商出身的黄巢若将其归入商人阶层,他自然会有那个时代商人特有的境遇在封建极权的世界里,商人所具有的流动性,在社会各层面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一体性,以及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调节出的变异性,均构成社会稳定的敌对力量,历代君主对付他们的手段大致相仿重税、剥夺安史之乱后,唐政府曾下令对江淮、蜀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之,谓之率贷”,因此“所收巨万计”各级政府也“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自是,商旅无制,多失业矣”甚至诸商人多被迫亡命人南山为盗依据唐朝制度,工商者或三代之内不得为官乘舆,也许黄巢应试时伪造了身份与家世,或许勉强准许参加科试,才屡试不第殷实的家底,较好的学养,广泛与深入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加之我们目前尚不甚明了的个人性情气质,所有一切汇集起来,弃置于黑暗社会的全面威压之下,必然会锻造出一个惊人的志向此外,藩镇割据,盗贼丛生,动荡的社会力量也降低了唐王朝的权威与震慑力量,为其羽翼渐丰的敌人提供了横空出世的机缘《不第后赋菊》即表示拒绝来自官方的嗟来之食,豁显颠覆之意既然尊严与利益已经剥夺殆尽,那就打翻这尊严、利益的授予者,并取而代之这便是“微人贱类”黄巢的逻辑精神分析学说将外在环境与内在心理刻画为辩证的、互为补偿的关系,尤其对于那些长期遭受压迫,内心充满无能感、自卑感的人,他寻求补偿的方式是制驭别人如果说黄巢是个极端利己者,那么至少在起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不能够成为那样的人的因为革命需要跟从者和追随者,他们具有基于共同目标的信心和力量;再者,领袖和跟从者产生于相同的历史土壤而那时又是怎样一个世道呢懿宗翰林学士刘允章《直谏书》用激愤的笔墨为我们这样描绘道“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侈,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他把这些称为国之“五破”又道“民有八苦官吏苛刻;私债争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人差科,危不得理;曲不得伸;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既然王侯将相已经成了贱民们的死敌,与其像牲口一样苟活于世,不如豁出一腔血,把这邪恶的世道捣毁踏碎,把治人者的特权夺过来吧!流品驳杂、成色混沌的流民便潮水般投奔黄巢,因为他的勇气、胆识与极不寻常的雄心壮志及种种祥符所昭示的天意,拥戴他矗立于血海狂涛的第一个浪头应是众望所归在暴动的大部分时间,黄巢剑指长安,从未动摇而其众多追随者恐怕更看重眼前的金帛、田舍、女色与浅近的私人怨仇,他们所倡导的平均主义当然是自我补偿和自我满足式的平均主义,其含义应该是:我们也该拥有当权者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更多将士们各取所需,至少在初期,黄巢个人意志与反叛者的意愿并无本质冲突如火如荼的仇恨与渴望正因为有黄巢的存在而归于秩序、计划与整体的步骤之中黄巢在义军中独掌大权,俨然帝王,挥手所指,众弟兄们蹈死不顾但是,独裁的反叛者必然以加强的独裁来摧毁和取代独裁当黄巢沉溺于掩耳盗铃式的帝王梦中,将自己与所有义军将士的命运置之度外的时候,结果是众叛亲离,暴行如织,死神循着他们的身影笼罩了义军的头顶黄巢其人终难逃逸害革命的罪责,尽管他本人也是权欲的牺牲品我们在黄巢诗中不仅读到重整天下、一匡九州的帝王欲望,自然还会读到一团杀气,或者说很难区分彼此黄巢政治上抽象的敌人是现有政府,但并非每一个官员都是他消灭的对象,只有那些针锋相对者、不从己者、负隅顽抗者、阳奉阴违者和未能满足其欲壑者才沦为刀下冤魂,换言之只有那些胆敢阻挠其迈向极权的步伐的具体的官员及唐王朝的忠诚者才可称为黄巢的死敌对于那些援兵自重,或者有意“留贼冀后福”的狡猾的地方官员,抑或识时务而后动者,黄巢则表现出实用主义的灵活性然而屠杀并未得到有意的控制,反而受到怂恿与放纵中和二年,长安城流血成渠如果说黄巢也属于商人阶层,那么他对待同类如何?大食人阿布赛德说,黄巢在广州杀回教、基督教、犹太人商人十二万至二十万此数虽不确,但屠城血案、劫掠财货终归事实反叛者的重要后勤补给来源之一即是商人,所以他们不幸成了攻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