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19世纪人类学的统一话语

马克思与世纪人类学的统一话语1919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开始发展19世纪，它的传播受到了完全外部的感染，但这种相互联系的意识形态背景有着相对完整的渊源在19世纪下半叶分化为具体的科学研究门类之前，人类学作为一种展开属人世界的历史性视角广泛存在于反传统的革命性思想之中，而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深受其影响通过辨析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与19世纪人类学思想的发展几乎同时起源于对传统法学、哲学和宗教的彻底反叛，他们都抓住历史主义、人本主义、进化主义等新兴思潮置换了西方延续千年的“神本逻辑”，开发出文化人类学、哲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等以人为中心的自我理解学说以此为线索，本文将从三个领域具体展开马克思与19世纪人类学的思想谱系

一、马克思对前异化的批判法学是马克思大学时期涉足的第一个专业领域，也是19世纪下半叶文化人类学发端的重要场域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19世纪人类学研究者的背景，就会发现他们的共同身份是法律史家或律师之类的职业法学家，而不是像现今人类学家一样在从事田野调查虽然文化人类学研究主要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之后，因而马克思对它的关注也几乎开始于同一时期，但是构成它的思想因子早在18-19世纪之交就滥觞于德意志的文化土壤之中了在德意志民族近代觉醒的过程中，围绕通过立法实现统一的理论与实践进程，历史法学派对支撑启蒙理性世界主义理想的罗马法体系展开了批判，后来这种思路发展为主张个体性原则的历史主义与强调普遍性思维的自然法传统之间的尖锐对抗其中，与本文主题相关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对自然法的批判历史主义思潮对自然法的批判早在马克思出生之前的18—19世纪之交就酝酿展开了，彼时伴随着拿破仑在欧洲的节节扩张，通过复兴罗马法律体系而规范现代政治秩序的《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问世起因于法德两国复杂的历史纠纷，德意志政治界在面向现代社会的立法实践中逐渐产生出历史法学派对自然法传统的全面反叛在19世纪初的德国，自然法传统的坚决拥是主要是老年黑格尔派的甘斯，而胡果以及萨维尼则是新兴历史法学派的倡导力行者两派的观点争论不仅爆发在立法实践的政治领域,而且还蔓延到柏林大学法律系的教学当中马克思柏林大学的毕业证书显示，他于1836—1837年度冬季学期同时选修了萨维尼的《学说汇纂》、甘斯的《刑法》和斯特芬斯的《人类学》课程当然，此时的法学和人类学学习对马克思而言并没有实质的差别，这一点从他1837年11月10-11日给父亲的信中可以看到，“我必须攻读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这两门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一方面不加任何批判地，像小学生一般地读了海奈克齐乌斯和蒂博的著作以及各种文献，例如，我把《学说汇纂》头两卷译成德文，另一方面又试图使一种法哲学贯穿整个法的领域”在第一个环节，马克思于1842年7-8月间针对历史法学派将地理风俗、民族精神等作为立法的根据而展开猛烈批判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他虽然没有直接向曾经的老师和新被任命为普鲁士修法大臣的萨维尼开火，但却很机智地将批判矛头指向了作为萨维尼理论先驱的胡果在他看来，对胡果的全部攻击不仅完全适用于萨维尼，而且这种表述方式还能躲过官方的书报检查制度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在此过多停留，他于一年后的夏天很快进入第二个环节，对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与现实政治的直接关联点“内部国家法”进行了系统批判作为这一批判的结果，马克思完全跳出了德意志以法律语言规定的落后现实，从而进入到决定法律关系的物质利益中正如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交代的那样，从法和政治角度对现实的批判还只是处于“副本”水平从此以后，马克思不再继续历史主义法学与自然法传统的思想争辩，但19世纪60年代，历史主义法学通过古代法律制度重构史前社会原始文化的研究却又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第二，史前社会的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剥离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走出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恶性循环，并把前异化-----------异化----------扬弃异化作为主导历史的辩证逻辑然而，在这一历史哲学的设定中，前异化阶段的历史形态在19世纪相当长时间内的学术研究中无从知晓马克思曾用“部落所有制”“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去求解史前时期的历史样貌，特别是后者将其引向了超出欧洲的东方社会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马克思就将从东方社会历史残余中推论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结论作为重构世界历史图景的重要线索，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中关于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公社的研究足以证明他对前资本主义历史的关注马克思对史前社会历史的兴趣构成了他研究中的“设问环节”，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的集中回答相较于19世纪50年代之前只能从传教士、旅行家、殖民者和商人的零星叙述中了解非欧地区历史的研究困境，60年代集中出现了一批从文化学视角重构史前社会图景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他们的工作明显继承了历史主义法学的思路，从法律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资料等历史残余中还原出史前时期的人类社会状况根据目前能看到的最新资料，马克思从60年代开始就对德国历史学家以及古代和中世纪日耳曼社会制度研究专家毛勒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摘录和分析，根据其中的线索我们便能获知马克思为何在十年之后一俟接触到科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梅恩、菲尔、拉伯克等人的研究成果便能集中开展研究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马克思对毛勒的关注最早见于1868年3月14日与恩格斯的通信他在信中指出，毛勒的主要贡献在于“详尽地论证了土地私有制只是后来才产生的”，驳倒了“德意志人都是各自单独定居的，只是后来才形成了乡村、区等等”，发现了“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第三，历史比较的方法马克思研究历史的思路在19世纪60—70年代之间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只要对比60年代《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关于资本主义作为“铁的必然性”趋势的论断，与70年代反驳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的结论作为认知历史“万能钥匙”的误读，以及80年代给查苏利奇复信中对农村公社发展历史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强调，我们便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研究思路逐渐由统一的历史规律转向个体的历史差异,这一点预示了他对文化人类学推动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接受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诉诸史前社会具有公有制相似性的共产主义，就这一点而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受黑格尔辩证法影响的逻辑设定与19世纪历史学研究图景加以比照不难发现，回到希腊罗马，甚至是更久远的史前时代，经常被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编纂方法意大利历史学家安东尼以最典型的德意志历史主义思潮为例说明“这些思潮试图在遥远野蛮的史前时代寻找能避免所有腐败的要素，寻找独特而纯粹的本质，并企图把历史带给民族的一切东西斥为变质”严格来说，马克思与19世纪的人类学家都是社会进步的笃信者在地质学研究大量兴起之后，他们便以地层累积的模型来理解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概念便是深受这种思潮影响的产物但是，从进化视角看待社会演进时往往会出现矛盾比如马克思虽然没有像浪漫主义那样回归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但是他却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激活史前时代遗留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因此，对于不同民族的历史比较就成了马克思与19世纪人类学所共同采用的方法在具体研究过程中，19世纪文化人类学的共同方法是通过历史残余（主要是残余法）在不同民族的历史比较之中发现一般的进化规律，梅恩、科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是典型代表，而毛勒在专治日耳曼古代史的过程中也广泛借助了与罗马时代的比较追踪马克思与人类学在19世纪下半叶的思想进展，我们不能忽视英国资本主义在形塑统一化世界过程中不断遭遇的阻力，东方和古代社会中对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大量排异现象正是拷问资本主义能否代表人类社会普遍形态的有力证据所以，马克思才在19世纪70年代末明确表达，“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

二、总结哲学人类学的历史再发现如果说历史主义法学在上述意义上是19世纪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先驱，那么哲学与人类学在19世纪则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局面在学科尚未分化的年代，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在启蒙精神的影响下都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汇集到人类世界实际上，在作为学科的人类学形成之前，作为研究视角或历史视野的人类学早已形成了就哲学视角的人类学而言，康德较早在哥尼斯堡大学系统开设人类学课程，并于1798年将其讲义汇集为《实用人类学》出版，这一事件标志着康德将人类学在哲学研究中专门化的意图，而他在书中的观点可以视为18-19世纪之交哲学人类学的系统总结康德曾在1780年出版《逻辑学讲义》时，将自己的哲学概括为四个问题形而上学回答“我能够知道什么，道德回答“我应当做什么”，宗教回答“我可以希望什么”，人类学回答“人是什么”，并且补充说“在根本上，人们可以把所有这一切都归给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相关”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将人类学分为教学法和个性法两大部分，并用它们建构哲学人类学体系其中，人类学的教学法侧重从纵向层面解析人的自然特征，具体通过对认识、情感和欲求能力的经验基础分析，证明自然赋予人的本能对人性情气质和心理结构的影响而人类学的个性法则侧重从横向层面分析人的道德特征，具体通过人格、性别、民族、种族和类五个环节，比较分析得出个体提升为世界公民的历史趋势其中，康德特别强调个人的理性自由与社会的进步趋势他一方面将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特性作为道德情感的孕育基础，另一方面又明确将道德进步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衡量标准他认为只有将对人的分析拓展到行为参与层面，才能建构起一门包含作为世界公民的人的知识，即所谓“实用的”人类学但是，在康德的哲学人类学体系中，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目的论的历史短视”-------他一方面描述了个人走向世界公民和理性自由的历史趋势，但另一方面却将实现这一目标的动因和途径完全诉诸大自然的隐秘计划换言之，先验理性和经验现象在康德的哲学人类学体系中是断裂的，人类学领域中的历史与认识论领域中的物自体同样是不可知的康德哲学人类学遗留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全面展开人类的历史世界，构成了其后人类学发展必须要克服的难题通过对19世纪思想史的考察将会发现，康德之后哲学人类学的核心问题是发掘人类生活的经验基础和历史世界，主要进程是唯心主义首先挑起人类历史的编纂大业，进而唯物主义从感性原则出发对唯心主义人类学研究的神学实质作出了根本性纠正与置换第一个环节，我们首先讨论唯心主义全面展开人类历史的编纂，其典型代表是赫尔德和黑格尔大约与康德同时，他的弟子赫尔德开始了将哲学彻底人类学化的尝试赫尔德直言，如果想使哲学对人变得更加有用，那么就得让它把人类作为自己的中心;进而，在政治构建过程中，他更明确地提出，哲学造福于人类的方式就是将它限制在人类学中在赫尔德历史哲学的影响下，继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着力从观念论上推进人类历史的整体编纂，这种思路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第二个环节，我们紧接着讨论唯物主义彻底置换哲学人类学的唯心主义立场，其典型代表是费尔巴哈和马克思费尔巴哈的思想创造缘起于对老师黑格尔的不满，在学习思辨神学的辩证法体系过程中，他竟然折返到了其对立面---------------自然科学以及作为其理论支撑的英法唯物主义费尔巴哈以“I日哲学”和“新哲学”的概念表述开启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重建在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框架中，核心的研究对象是人，并且是以自然为基础的全体人类，所以他将自己的新哲学称为“人类学”他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明确表示，自己思想创构的要义“就是从绝对哲学中，亦即从神学中将人的哲学的必要性，亦即人类学的必要性推究出来，以及通过神的哲学的批判而建立人的哲学的批判”按照费尔巴哈的构想，“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本学连同自然学当作普遍的科学”继费尔巴哈之后，真正将哲学人类学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推向高峰的是马克思当然，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冲破了黑格尔的观念论大厦，但我们在此重点关注的是马克思在走近费尔巴哈的过程中如何探索对他的超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重新定义了作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自然界他说“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探索是从作为唯物主义根基的“感觉”原则出发的，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马克思在批判性分析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谬误之后，便自然地转换到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建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一环节，他用“现实的个人”置换了抽象的“人的本质”，并且明确将勾连自然界与人的感性活动理论发展为系统的生产理论具体来说，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展现出来的哲学人类学原则表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通过生产理论，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地基上实现了对哲学的人类学化，从而建构起一种对人普遍有效的历史知识从基本思想倾向而言，他继承并推进了资产阶级启蒙理性的人本主义内核，并且以生产活动的历史存续与发展冲破了唯心主义历史编纂的目的论或终结论的桎梏，将人类对自由的追寻落实为以重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换言之，他将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类解放，进一步发展为现实个体的解放，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伊壁鸠鲁:近代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缘起与法学对人类学的先导作用和哲学与人类学的交融状态不同，宗教与19世纪人类学的发展最终分道扬镇，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是从宗教神学中孕育出的自然科学雏形却深刻影响了人类学对于人的生物性考察在这两者尖锐地分化为神学与科学的对抗之前，科学长期寄居在神学的藩篱之下，并且衍生出自然神论这种独特的神学变种只是随着宗教批判的广泛影响，关于自然界和人类产生的进化论学说才代替了各个版本的创世论（尤其是神创论和灾变论），从而以生物学为基础重新考察人类的产生根源和自然基础，这些研究通常被归为更早产生的体质人类学范围由此可知，马克思早年参与的宗教批判工作不仅催生了哲学上体现人本主义的哲学人类学，而且引发了科学上探究自然界起源及其向人类社会进化的体质人类学在现有的关于马克思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聚焦马克思与达尔文的关系，直接从自然科学领域的生物进化论视角展开讨论虽然这一提法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并且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肯定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了自然史基础，但是马克思走向达尔文的深层背景，以及两位思想家背后共同的时代土壤等问题并没有在马克思的思想研究中获得合适的地位和深入的解释鉴于此，本文下面尝试从马克思与达尔文几乎同时反对宗教神学的思想转变来展现唯物主义在19世纪产生的革命性意义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曾系统梳理了近代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他的核心思想可以简化为如下三层意思:第一，近代唯物主义思想是从对抗形而上学和宗教神学的思想背景中产生的第二，近代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产儿，后来发展为英、法唯物主义两种派别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的重要开创者，其后霍布斯和洛克将唯物主义学说体系化，并最终通往自然科学研究与之不同，法国唯物主义一方面源自笛卡儿身心二元论的物理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则获益于法国思想界对洛克思想的主动援引，而正是后一方面在法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百科全书运动，影响了法国大革命，进而形成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第三，马克思高度肯定法国洛克派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特征，并将其视为对英国唯物主义“漠视人”的根本纠正由此可见，马克思1844年对唯物主义历史的梳理具有融合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鲜明旨趣，所以他略去了与之关联不大的两条线索其一，近代唯物主义（特别是作为其开端的培根）的思想来源;其二，被视为“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化身的英法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然而，正是这两条早年被马克思“放过”的思想线索在19世纪下半叶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效应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仍然非常简略地交代了他略去的两条线索对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指出，“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始终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马克思与近代唯物主义达成最终统一的连接点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当谈论近代唯物主义时，我们应该时刻牢记它产生于反对宗教神学的时代背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伊壁鸠鲁作为抵抗中世纪神学之核心的亚里士多德目的论被推向了思想前沿按照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中的表述，古希腊原子论唯物主义者（例如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并不假定在事物的结构中存在智力或理智，相反认为事物呈现各种形式是由于事物无数次的尝试和试验，他们把它称作运气这种哲学在研究物理原因的特性方面，比起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研究……似乎更真切更有益”按照伊壁鸠鲁哲学的可靠再现者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的记载，伊壁鸠鲁对植物、动物、人类和文明的起源都曾作过详细的探讨他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自然创生论”，这一点特别不同于神创论他反复强调“大地获得了/母亲这个称号，是完全恰当的/因为一切东西都从大地产生出来”伊壁鸠鲁对近代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其鲜明特征是综合了神学和科学的自然神论广泛流行被培根等唯物主义哲学家复兴的伊壁鸠鲁哲学在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的学说中得到了全面重建，其思想特征是在唯物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做了某种程度的调和其后，自然科学便在神学的外衣之下逐渐发展起来通过英国医师查尔斯顿的译介，伽桑狄的学说被引入英国，进而影响了波义耳、牛顿等一批重要思想家后来，这种自然科学研究中浓厚的神学色彩被人本主义的宗教批判进一步祛除，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等思想家的努力下，上帝的本质已经被成功置换为人的本质但是就上述两条思路所产生的现实影响而言，自然科学路径较宗教批判路径要广泛得多，这一步主要得益于达尔文等科学家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推广到有机界因此，有机体理论构成了19世纪自然科学对17-18世纪机械论的超越另一方面，马克思与达尔文的关系可以展开为19世纪西方思想界的广泛关联在具体讨论马克思与达尔文的思想关系之前，我们不应该忘记达尔文早年的牧师经历，以及生物进化论的产生是从对抗宗教神学（特别是作为其变种的自然神论）中产生的当进入这位以《物种起源》名垂青史的科学家的思想世界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他通过两方面的契机从宗教神学转向生物科学研究其一是实践领域，他于1831—1836年以博物学家身份参与了英国皇家学会组织的“贝格尔号”远洋航行，在此过程中他通过大量的动植物研究找到了“物种变异说”的充足证据;其二是理论领域，在思考对于自然界变异的理论解释过程中，他相信牧师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出的“生存竞争”法则是最有效的解释工具因此，他于1842年开始尝试将马尔萨斯的“生存竞争”法则与布丰、拉马克等人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并写作了第一份草稿但这项工作的面世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1858年他与华莱士联合署名发表生物进化的文章，1859年又结集出版主要探讨动植物进化的《物种起源》，1871年还补充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从而将生物进化规律应用于对人类起源的解释其中，《物种起源》的出版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19世纪人类学的思想发展直接相关接下来，我们分三个步骤来说明这一问题第一，马克思主要将达尔文的学说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投射在有关对达尔文的评价中，马克思主要肯定达尔文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反目的论态度马克思反复强调《物种起源》的实质是揭示了一种“自然界的市民社会状态”例如他称“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第二，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达尔文更高的理论地位恩格斯不仅迅速获得了1859年11月底的初版《物种起源》，而且还于12月11-12日致信马克思高度赞誉达尔文“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第三，19世纪体质人类学研究与达尔文思想有明显的交叉如果我们联想到达尔文更具冲击力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为什么没有产生像《物种起源》一样的轰动效应，就会发现，在1859—1871年之间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赖尔的《古代人类的地质学证据》、拉伯克的《史前时代》已经更早发挥了相近的理论功能在以往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研究中，我们经常将摩尔根、拉伯克等人视为达尔文主义者，但却忽视了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受益于梅恩、摩尔根与拉伯克的事实所以，19世纪下半叶体质人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不能单纯被视为达尔文理论的简单演绎事实上，在由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以及早期人类社会研究等方面，文化人类学确实越出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范围，并且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已经先行一步，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便是最好的例证纵观全文可以看到，马克思与19世纪人类学的交集不只是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与人类学逐渐分化为一门学科的过程几乎同时马克思展开了他一生长达40余年的思考历程,并且在其中以法学、哲学、宗教等多元的人类学视角与后来构建人类学学科的三大基石一——文化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有互通的思想渊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19世纪人类学并非两套独立的思想体系，而是在时代背景、思想资源、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多方面都具有交叉点的互通性学说因此，我们需要对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人类学因素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从而更加广泛而深入地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