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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与拜上帝会在太平天国的历史研究中,儒家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建立崇拜协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些人认为,洪秀全早期作品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是他同孔孟之道划不清界线的反映,而癸好三年重版时删除这些语录,是他反儒思想深化的表现然而,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摇篮时期的太平天国革命史,研究一下拜上帝会的历史背景,就不会简单地同意这种观点还有一个与此相关联的问题:为什么在清朝禁止基督教已经一二百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心理与日俱增的背景下,洪秀全能够利用基督教发动一场席卷中国、历时十数年的武装大革命呢难道真的象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劝世良言》中的天父、圣经、耶稣、十字架、洗礼、祈祷仪式等等这些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比孔孟经书等旧的一套更富诱人的魔力吗?当然不是闭关政策下习惯于古老传统的中国人,对于这一套异邦仪礼并不感到兴趣他们有时甚至视为异端邪说所以,既使是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也不能简单地、直接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成功地利用基督教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必须首先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避免清朝统治者的镇压,使革命的宣传不致被扣上“异端邪说”、“妖言惑众”的大帽子,不致被扼杀于摇篮之中第二,如何使习惯于固有传统的中国人相信这个外来的宗教,而不把它的传播者视为“从番”的汉奸1844年春,洪秀全和冯云山赴广西传教,虽然历时数月,但收效甚微这时,他们还没有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宗教宣传和革命学说不久,洪秀全就返回广东,潜心于革命理论的研究工作从他1845——1847年撰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可以看此经过前一时期的传教实践之后,他已经开始懂得一个真理只有把基督教同中国故有的传统结合起来,才能使他的皇上帝在中国人的信仰中取代旧的偶像,同时也才能使自己在传教中获得起码的安全人们还记得,在1843年科场失败之后,他毅然抛弃了私塾中的孔子木主,以表示他放弃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和从此笃信皇上帝为唯一真神的决心但是,他在广西传教时,又深深地感到自己思想武器的贫乏作为一个旧式的知识份子,他深知儒家经典在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素受尊崇的传统,如果把它和基督教结合起来,无疑将会推动革命的事业这就是洪秀全为什么在《原道救世歌》等教义中,要作“自盘古至三代君民皆一体敬拜皇上帝”的考证文章的奥妙所在为了证明基督教之为真道和不虚妄,他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作为论证的根据,几乎把儒家的许多教条同基督教的教义揉成一块他宣传做人要学颜回的“不贰过”,宣传妇女还要以《内则》为闺范,做子女的必须要先明《孝经》,“非礼四勿”还是人人必须遵守的教条在《原道救世歌》等奠定理论基础的作品中,洪秀全鲜明地划分出“正”、“邪”两个营垒值得注意的是,孔丘等儒家代表人物,都没有被划入“邪”的营垒,而是被列为作人的楷模写入教义在《百正歌》中,洪秀全在批判“六不正”的同时,也树立了“正”的典型,指出“周文归心八百,乃以正事不正;孔丘教服三千,乃以正化不正”在《原道觉世训》中,他承认皇上帝之外有“圣人”的存在,如谓“孔彳及曰天命之谓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昭昭简编,洵不爽也此圣人所以天下一家,时麾民吾同胞之怀,而不忍一日忘天下”洪秀全所遐想和追慕的“唐虞三代之世”,即他用以号召群众为之奋斗的“天国”是个什么样子呢按照《原道醒世训》的描写就是这样“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原来,洪秀全所借以绘出的这幅天国蓝图,正是孔丘老早就描写过的乌托邦但是,洪秀全把它和基督教的平等思想结合起来,就使基督教具有了中国的特点,以致产生了诱人的魅力“兄弟之辈”与“姊妹之群”原是耶稣说过的类似的话,据《马太福音》记载,凡遵行天父意旨的人,都可称做兄弟姐妹这和《论语》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提法是一致的洪秀全把儒家大同思想写进拜上帝会的教义中,就赋予了基督教以新的血液应当看到,洪秀全引用《礼记•礼运》关于大同世界这段描述,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号召力在拜上帝会时期,洪秀全还不可能提出比较具体的社会方案,因为革命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未来在他头脑中也还是一个笼统的东西1853年在天京公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则是革命发展深入之后,在新阶段上提出来的具体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视之为前一理想的具体化,也可以说是前者合乎逻辑的发展虽然,二者都是一样的乌托邦但它们在不同阶段上,无疑都曾起过巨大的号召作用在《原道觉世训》中,洪秀全是把“番国圣经”与“中国经史”并提的他批判那些“读死书者,不信古今远近通行各经典,而信怪人无端突起之怪书o从三篇《原道》来看,所谓“古今远近通行各经典”,无疑就是指中国的四书五经和基督教的圣经所谓“无端突起之怪书”,照《原道觉世训》来看,就是《玉匣记》一类阴阳堪舆之说,而不包括中国经史在内相反,“番国圣经”之所以可信,倒是由中国经史来证明《原道救世歌》中所说的“予魂曾获升天堂,所言确据无荒唐”,至少有一半要从中国固有的传统中去寻找根据而这一点,也正是拜上帝会为什么能在中国政府禁止西方传教已经几个世纪,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能扎根于群众之中的原因之一离开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传统,西方的信仰,无论是基督教的平等思想或它的形式,都不可能在中国流行起来当然,这种把基督教与中国经史结合起来的传教方法,并不是洪秀全的新发明在此之前,新教的传教士已经在探索一种使中国人易于接受基督教的方法,有目的地把God”一辞译为中国经史中的“上帝”或“皇上帝”,并摘录中国典籍中关于“皇上帝”之类的片言只语,来附会传教的需要洪秀全读过《劝世良言》等书,对于其中的奥妙,他自然是不点自通的,而且由于他自幼熟读经史,干起此道来更是轻车熟路,比起传教士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儒家经典在洪秀全等人手里,不但是传教的根据,而且也是自卫的武器首先,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思想日益强烈,处在笼统排外阶段上的中国人,对于洋教的传播是极为痛恨的,地主阶级也往往借为口实攻击洪、冯等人的传教活动从《天条书》来看,骂拜上帝会是“从番”的情况当时确是存在的,而且相当严重所以《天条书》中有大段的文字专门驳斥这种诬蔑其中说“又有妄说拜皇上帝是从番,不知上古之世,居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O在初刻本中,为了驳斥“从番”的攻击,援引《大学》、《孟子》、《诗经》、《书经》、《易经》,来证明“自盘古至三代,君民皆敬拜皇上帝”在《天条书》中,洪秀全还引用中国历史反问“从番”说的编造者们“难道周武敢祗承皇上帝,周文昭事皇上帝,商汤皇上帝是祇,颛顼敬事皇上帝,尽是从番乎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不醒者反说是从番,何其被魔鬼迷像本心之甚也!”洪秀全等人正是利用援引经史的方法,回击了“从番”的诬蔑,同时也使群众中流传的疑虑为之冰释除了“从番”说的攻击之外,还有“迷惑乡民”一类的控告1847年12月,紫荆山石人村恶霸地主、团练头子王作新,勾结地方保正逮捕了冯云山不久,拜上帝会的群众又夺回了冯云山1848年初,王作新又具状控告冯云III等人“迷惑乡民,结盟聚会,约有数千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冯云山给桂平县的辩护词中说“一切上帝当拜,古今大典,观广东礼拜堂悬挂两广大宪奏章,并皇上御批,移文可查教人敬天,不意被人诬控”同时又援引《诗》、《书》称上帝者二十余条,以辩白自己无罪(《中兴别记》卷1,第6页)早在1844年冬,清政府在侵略者的压力下,取消了传教的禁令所以冯云山引用“两广大宪奏章”和“皇上御批”作为传教的法律根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传教的境遇并无多大改善,完全不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那样,清政府可以随便抓一个罪名(例如“迷惑乡民”之类)进行镇压所以单凭“皇上御批”还不能完全自卫,是以冯云山又援引《诗》、《书》中称“上帝”者二十余条,作为自己传教的历史根据王作新控告洪、冯等人“阳为拜教,阴图谋叛,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桂平知县接受了拜上帝会的贿赂之后,以拜上帝会书内容谈的是敬天地、戒淫欲一类的劝善说教,并无叛逆情节,只将冯云山遣回广东原籍就算了事可见,在拜上帝会时期,儒家经典不是(至少主要不是)起了消极作用而是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它使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革命活动有了民族的历史的根据,因而就容易得到更多群众的拥护,并且构成一种政治上的自卫武器如果说洪秀全、冯云山是中国近代史上合法斗争的先驱,那是决不为过的在五十年后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另一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物康有为,发表了《孔子改制考》一书,作为他托古改制的历史根据和思想武器之一,这决不是偶然的拜上帝会时期,洪秀全等人把儒家经典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并非是偶然的,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虽然早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统治这个国家的依然是封建地主阶级,是这个阶级所赖以生存的封建生产方式,以及在这个生产方式基础上耸立的全部上层建筑这种情况说明,完全新式的革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诞生,人们的斗争依然要沿着旧日的足迹徜徉这样,就决定了一个致命的前题:革命的思想武器只能从历史的传统中继承下来,即寻找陈旧的武器加以改造、锻炼,并把它磨得雪亮这是太平天国革命同以往一切革命的共同之点但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社会条件必竟又发生了不同于黄巢、李闯时代的某些情况西方资本主义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正象他们要迫使一切民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样他们也正在迫使一切被征服的人民改变自己的信仰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主义已经迫使清政府取消了传教的禁令(尽管在当时还是形式上的取消),然而,不管侵略者的企图怎样,在客观上,基督教的这个上帝,正在迫使中国的统治者承认它的神圣性,正在瓦解着中国传统的神权,甚至逐渐改变着中国人的信仰当许多人正在对基督教怀着恐惧、猜疑乃至仇视心理的时候,唯有在仕途坎坷中不断失败的洪秀全,却独具慧眼,发现基督教是一把可以利用的宝剑这就是1843年科场失意的洪秀全抛弃孔子木主,开始传教的重要动机但是,初入广西的实践,又使这个熟读中国经史的旧式知识分子,敏感到需要一种改造了的基督教,它既要包括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又要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的特色而在当时,为官方所推崇,为社会所公认,又为他所最得心应手的儒家经典,正好作为这个新的宗教的民族的和历史的根据这样,利用基督教一神信仰排它性把思想、信仰纷杂的小生产统一起来,利用儒家经典的悠久历史把基督教打扮成中国人易于接受的模样,就成为洪秀全在创立和发展拜上帝会时期的历史必由之路了许多研究者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兴起时,中国尚未出现新的阶级力量,因而也不可能有新的思想武器;由于缺乏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农民阶级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也不能深入到它的本质,他们的反孔斗争也必然带有不彻底性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前所述,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批判和不彻底两个方面,还有利用的一个方面,而根据历史条件的不同,这种利用又有积极和消极的区别大体说来,拜上帝会时期,它是作为一种发动革命和掩护革命的思想武器被利用的,因而也是积极的儒家思想本是为现存的统治秩序服务的,洪秀全却用它来证明自己叛逆宣传的合理;传教土手里的圣经本是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洪秀全却用它来唤起一场革命的风暴这似乎是矛盾的,然而这确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事物还有它另外的一面,太平天国同儒家思想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极其复杂而又自相矛盾的现象1843年,洪秀全抛弃了孔子木主,但在1845—T847年的三篇《原道》中,儒家经典又被列为“古今远近通行各经典”之一,孔丘等人又被崇为作人的楷模1848年杜撰的《太平天日》,又说“孔丘教人之书多错”,但最后又肯定孔丘“功可补过”1851年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又焚诗书,毁学官,砸孔庙(当然不止孔庙)1853年建都天京不久,重版书中几乎删去所有儒家语录,甚至宣布经史子集都是“妖书邪说”然而几乎与这同时,洪、杨等人又宣布“孔孟非妖书”(《金陵纪事》),“未便一概全废”(《贼情汇纂》卷12)可以看此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们可以把儒家经典作为思想武器来使用;出于基督教的强烈宗教排它性和小生产者的反抗精神,他们又掀起大规模的反孔运动(包括诸子百家在内);为了推护等级制度的金字塔,他们又利用儒家学说中最坏的一部分槽粕这种不断变化着的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实用主义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的制约作用小生产者无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怎样翻筋斗,也不能跳出它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正象他们在生产关系上不能突破旧框而终于回到老地方一样太平天国的历史说明,对于传统的思想武器,不同的阶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必要的选择和改造,从而为我所用但是,洪秀全的悲剧也提示人们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作为思想武器,革命即使能取得一时的胜利,却不能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传统思想中的槽粕,也会变成革命者的精神鸦片所以,拜上帝会同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的关系所开的花虽然是美丽的,但它的最后结果却是辛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