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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许菖杖励志胡适从青年浪子到留美博士《胡适徐一森通信集》收录了胡适和徐一森(……1919年,安徽鸡西人,日航时已前往日本)的电子邮件细读这些信,可以发现许多有关胡适的“新”史料过酒让身体被强制测量胡适喜欢喝酒,也能喝酒早年在上海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竟至在一个雨夜,大醉的胡适在回去的路上同巡捕打了起来,结果被抓进了巡捕房好在得知他是老师,只让他交了5块钱罚款就把他放了这本通信集记载,胡适留美(1910年赴美,1917年回国)前一晚,大家为了庆贺,也是为了给他饯行,宴请了他他不仅喝多了,而且还弄丢了赴美的一些生活费,甚至让胡适到美国后一度怀疑这次醉酒对身体造成了许多伤害1910年10月29日,他在给许怡菰的信中说“弟(胡适)今春之醉,受病甚深,去国之前一日,又大醉不省人事者一昼夜,心中甚惧秋深必大病,故遇有小病,亦异常留意,天涯客子,自宜尔也”为此,许怡菰提出了自己的告诫“故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非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致为习俗所靡,而趾美前徽,允为名父之子也”胡适也听从了许怡新的告诫,在辛亥二月初七的信中做了决绝的回应“别后已不复饮酒,此节想能永永守之;近又戒绝纸烟,不食已数日矣,后此永保勿复濡染此皆足下祓除旧习’也,故敢以闻三万里外故人,所可明白宣示者,惟有此耿耿之心耳”留美回来后,由于应酬太多,夫人江冬秀为了节制胡适喝酒,特意打造了一枚刻有“戒”字的戒指给他戴着,以让他在朋友们闹酒时作为抵挡之物比如胡适在1931年元月份去青岛时,梁实秋和闻一多一帮朋友请他喝酒,“到顺兴楼吃饭青大诸友多感寂寞,无事可消遣,便多喝酒”,“我的戒酒戒指到了青岛才有大用处,居然可以一点不喝”(1931年1月27日日记)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回忆这段历史还记忆犹新博士学的考试已脱稿《行政考试》于上海举行据其认为,对于职胡适的博士考试与博士学位是今天胡适研究争论的一大焦点,也是关于胡适的一大悬案两种猜测:一种是“大修通过”,1919年胡适的老师杜威来中国,看到学生在中国的声望如日中天,于1927年才补授其博士学位;一种是小修,由于没有按规定将博士论文出版并缴呈100本,所以当时并没有立即颁授学位胡、许二人的通信中,也有关于博士考试的内容1917年4月11日信中说“博士论文半月内已可脱稿其已成之诸篇(第二篇孔门之名学,第三篇墨家之名学)已交大学哲学科阅看全书共四篇首篇为绪论,颇多修正之处,故已成而未写定末篇论庄荀法家三派之名学,尚未完全脱稿也”;“博士考试在五月二十日左右得失已不关心,因论文已成,心事已了,考试已非所重也然考试当不甚难,仅有三小时之大考(面试,不用笔述),所问者大略皆无纤细之难题耳”;“试后略有所拼当(无论结果如何),七月初即可离美,七月底可抵上海”5月23日,考试过后的第二天,胡适给许怡荔写了封快信,“昨日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留学生涯,至此作一小结束知关锦注,故先以奉闻拟六月二十一日放洋,约七月十日可到上海”从这些话,可以得出这么几层意思:
一、胡适博士论文的主体部分早已送交审阅,如果是“大修”,为什么这些教授不早把修改意见告诉胡适,非要等考试时再为难学生呢
二、考试无论结果怎么样,教授们都会给学生提一些修改意见,但这些都不是胡适所关心的了;
三、胡适对考试充满着自信,根据有些学者的考证,面试的6位教授中,只有夏德1位对汉学略懂,既然如此,这些人更不可能去提一些纤细之难题所以,笔者赞同后者的观点,即由于没有按规定将博士论文出版并缴呈100本,所以当时才没有立即得以颁授学位主事主义对胡适为何要写《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这篇博士论文,也有人认为,在美国攻读哲学博士,不去写西方哲学,反而写中国哲学,这是胡适在“投机取巧”信中,我们看出,胡适一度想把论文定在“国际伦理学”,但很快他又改变了主意,回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上来胡适为什么要把博士论文定在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上面,应该有这样的渊源一是他还没出国留学就萌生的志愿在北上预备庚款考试时,“向友人处借得《十三经注疏》读之,始知讲经非从古注入手不可”,“弟此次无论取与不取,南归时必购《十三经注疏》用心读之”,于是他赴美留学时,真的带了1300卷传统典籍二是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西方话语强权面前流失的深沉忧虑“吾国固有之文明将日就消灭,而入口之货生吞活剥,不合吾民族精神,十年后但存一非驴非马之文明,思之大可惧也”(1913年6月14日);“先秦哲学之渊富,惟希腊哲学之‘黄金时代可与抗衡”(1916年1月25日);“若哲学政治则非自著不可,不能用舶来货也”(1914年)三是许怡莉的激励“祖国多艰,正需有心人出而支柱,霖雨舟楫,岂异人任哉愿益励风规,以图宏济艰难,则不仅故人与有荣施,实中国苍生无穷之福也”(1913年11月3日);应该将中国哲学“绍介于西人”,“尊著《中国周秦儒学之反应》,将以沟通东西民族之思想,以足下学识融贯新旧,自能独具手眼,是固余之所从也”(1916年3月13日)四是他终生的一大期许“适已决计十年内不入政界此时政客已多,而学者太少,故自誓以著一良善完全之‘中国哲学史为十年事业倘能有所成就,则终身竟作学者事业”(1917年4月11日)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