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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书院的兴衰与争点“大多数居民盖住房,大部分用白色瓷砖山际两三家,如经新雪下”上述案件是明清以来赣西北地域社会族群冲突的一次凸显,书院则成为矛盾冲突的标的作为教育资源的载体,书院的发展既体现着国家政策的规范与控制,也是地域社会诸势力之间力量消长的反映就本案件涉及的土著与移民两大族群集团一地方土绅在修极的作用万载位于江西省西北部,“在吴之头,楚之尾”,东上高,西浏阳万载之名始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杨吴,前此尚有阳乐、康乐之称清代的万载一仍宋以来之旧,为袁州府属四县之一“负山带江”的地貌既使人产生“山水清陵、风气厚密”之感,又免不了“其山律举而嵯峨,其水萦纤而绿波”之叹无论是青山绿水抑或是穷山恶水,僻处一隅的万载山水吸引了不少乐山乐水的智者仁者来此结庐读书,其著者如位于县北七十里谢山之巅的刘长者读书堂,创建者为宋代给谏刘迪诚,因其“醇雅笃学,群相慕效,称之日长者,创读书堂于谢山之巅,训儿授徒”刘长者此举可谓深得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之三昧,既满足了优游山林之乐趣,亦实现了教育后人之功能,怡情与树人,二者兼得,故而此举“见咏赞于宋代”与收录在清代县志古迹部分的“刘长者读书堂”比起来,张岩书院无论在建制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展示出中国古代书院的基本特色所谓张岩书院者,在山之麓,有礼殿以祀先圣,殿有门尻,有祠以奉周、程、张、召B、司马六君子,有楼以藏圣贤之书,有堂以尊师而讲学,有四斋以居其学者,有庖縻器具以给凡用……违于城关之喧嚣,邈乎公府之拘制,馈饷时至,无乏绝之虑,人迹在迩,无岑寂之苦,息焉游焉,无所事乎其外及其闲暇,可以登高眺远,而发挥其咏歌,环千里而观之,为学之善地未有过之者矣和刘长者读书堂相似的是,在张岩书院的兴建过程中,地方土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书院的首任创建者张千崖的身份是临江儒学教授,在其死后四十余年,尽管子孙出仕京师,无暇于此,但他远在萍乡的外甥荣岳孙却立志要绍继前贤,“因书院之旧而加葺之”,在其舅氏的资助下,“不数月而成且备矣”时至清代,张岩书院虽然早已灰飞烟灭,但由元代理学代表人物虞集所作记文,使它在几百年后县志的书院志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地域文化传统的象征明代万载书院留下记载的有28所,地方土绅在其中仍然扮演着主角与元代理学的绝对影响相比,明代的不同学术流派并未在此确立垄断地位,故而学术性书院或类似东林书院之类的政治性书院并不多见,而仍然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显”的传统格局,在28所书院中,创建者具有功名或其子孙登科者有17所刘长者读书堂的遗风依稀可见,只是此时仍然远离尘嚣择山而筑者已无多,在已知详细建址地点的22所书院中,至少有10所是建在县城及近郊一带官方力量的介入也成为明代中后期万载书院发展的特点,他们或亲力为之,或通过各种方式提掖嘉奖,突显国家的“在场”明崇祯年间担任知县的韦明杰,就曾先后为雅人之居、箓篁书屋以及丛桂书屋立匾,视教化为急务清代万载的第一座书院也是与知县有关,不过它是知县离任去后由绅衿里民所建清初统治者对书院的抑制态度通过顺治、康熙、雍正时期新建书院的数目即可看出在万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所修的清代第一部县志中,30所书院只有两座,分别是修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吴公讲堂和康熙二十二年的常公讲堂,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修县志,也只增加了一座一一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的何公讲堂,它们是万载的绅衿里民分别为三位知县吴自肃、常维桢、何锡命所建,与去思碑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如果把康熙十七年常维桢所建的义学也算入其中的话,清初的国家力量牢牢地控制着书院乃至地方教育系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方面与明末以来兵燹连年不无关系,也是清朝统治者对明末书院在政治斗争中的积极态度的防范对策在乾隆十九年的“城居案”中,促使知县朱松对马之骥等人作出“封屋、出示禁棚民往来生事”决定的因素里,不排除知县与土著邑绅的交往(次年迁建龙河书院时,汪朝祖是主要倡捐者),但辛汪等人控词中的“历陈棚民之害”确是反映了万载土著对移民的普遍心态,而这种心态得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继任的知县张立中的响应,只是在“城居案”最后的判词中,他使用客籍来代替棚民的称呼建设义塾,立词未始不正但揣之该生等之本心,岂欲尔客籍读书者求圣贤之道乎,抑欲与土籍树万年之敌乎若欲求道而先蹈于争讼,匍匐公庭而不已,此本县所不取若欲树敌,则是以客籍而欺土著,此本县所不许尔何不思尔之衣食何自而饱暖,有万载而后饱暖也尔祖父子孙何自而安居,有万载而后安居也不以万载为德而反以为仇,不俯首下心以相让,反恃朝廷格外之恩以与之争,亦大不安分矣如此视土著为客民衣食父母的态度,在张立中看来,“非偏袒土著,而实为尔客籍计之深也”,这无疑也是万载土著一贯的态度考中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行的第一次制科博学鸿词二等的宣城人施闰章,在担任山东学政秩满后,“迁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山颐郁郁多白芒,问谁种者闽与楚伐木作棚御风雨,绿冈蔽谷成健伍剥麻如山召估客,一金坐致十担黍此隰尔隰原尔原,主人不种甘宴处客子聚族恣恁陵,主人胆落不敢语嗟彼远人来乐土,此邦之人为谁苦施闰章的文识与其宦绩并重,在京师时被目为“燕台七子”,还与宋琬被合誉为“南施北宋”无论是作为文人还是作为官员,排除其忧世怜民的夸张因素,我们从施闰章的诗句中不难感觉到与张立中判词里相似的土著对客民的态度:移民作为远人来到万载这片乐土,剥麻种芝,衣食无忧,理应安分守己,对土著感恩戴德然而明末清初万载棚民的表现却似乎不是这样“棚民”雍正元年(1723年),万载又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棚民之乱当时居住于万载的闽粤客民已积三万余人,其中一名唤温尚(上)贵者,为台湾逸盗,叛乱即由其所起但这次叛乱被知县施昭庭采用“以棚制棚”的方式,在县人易廉野的配合下,得到诸如严林生、罗老满等移民的协助,“一战获尚贵”,而施昭庭也以“力请核户口,编保甲,泯其主客之形,宽其衣食之路”的方式加以回报,使得棚民免去了因“匿盗从乱”而被驱归本籍
(6)施昭庭对待棚民的态度得到世宗皇帝的赞许,次年,户部尚书张廷玉提出了更为完善的安置棚民之法,除了施昭庭提及的核户口、编保甲外,还首次提到了棚民入学“其中若有膂力技勇之人,与读书向学之子,许其报明本县,申详上司,分别考验,加恩收用”
(7)雍正三年(1725年),两江总督查弼纳题准江西棚民入学条件为“入籍二十年以上,有田粮庐墓者”,原则是“于额外酌量取进”雍正九年(1731年),查弼纳提出的棚民入学条件得到议准,取进原则也被确定为“数满五十名另额取进一名,再多递加以四名为率”,并且严禁不符条件之棚民之兄弟叔侄、外姻亲戚以及本籍童生冒考,“本童各于应考时.,取具邻里甘结,及五童互结,方准报名考试”
(8)“是年,邑开棚考,同日o扃试,另题另榜嗣是三十余年,各考各额,相安无事”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于全省范围内的棚民数目渐少,中央议准了江西“裁革棚额,改入土考”,虽然万载尚有棚童二百四十名之多,但“未便两歧”,也实行土棚合考为了以示区别,每逢考试时,万载土籍用三单结,棚童“赴学审音”,采用五童结但合考显然非万载土籍之意,在合考实行之初,土籍即已有了“复旧”之请,请求被否决后,土棚间因学额而起的诉讼屡有发生,甚至在嘉庆
十、十二年,发生了土籍童生罢考之事案件肇始于嘉庆八年(1803年),副贡生辛梅臣赴京呈请复分棚籍考试的举动,使得原来只是在府、县或省一级处理的土棚学额之争,由于皇帝的直接参与,而不得不重要起来秦曹二人于嘉庆十年(1805年)正月就筹议出结果来:采用李钧简的“加额合考”,不过为了防止“日后土著再事攻讦,及棚民复有枪冒”,他们决定清查棚籍烟户他们的奏议等到四月间方才接到礼部议准的部文,八月份清查工作才结束,万载的土籍童生们自然没有耐心等待,嘉庆十年春天的乡试,他们拒绝参加;五月间,因为担忧“土棚不分,易滋枪冒加之“舆情不能上达”,土籍童生龙元亨受托上京呈控;迨八月清查烟户完毕,土童又以“册造不实,饰词具控,仍不赴考”面对万载土童的拒考,秦曹二人一方面认为此举“与罢考无异”,实属“不安本分之生童互相勾结,竟欲将朝廷制度操纵自由,此风尤不可长(朱批:甚是)”,须严惩涉及龙元亨案之不安本分的生员童生;另一方面,为折服众心,除遴委妥员复查烟户外,请旨停止万载生童考试考试在第二年春得以恢复,而且“土籍童生县额取进十二名,拨府八名,共取进二十名棚籍童生县额取进四名,拨府一名,共取进五名”在自从康熙甲寅之乱以来的历次土客之间的矛盾冲突中,交织着多种势力:代表国家的官员(包括官僚体制中县、府、省、中央的几乎各级官员在内)、土籍士绅、客籍士绅虽然在一直到嘉庆朝的清代万载社会中,土籍士绅基本都保持着对客民的优势,但起着决定性因素的仍然是代表国家的各级官员,他们的喜恶好憎成为万载土客矛盾天平上最重的桔码三《万载县志》的修正无论是乾隆朝的“城居案”,还是嘉庆朝的“学额案”,在土客之间激烈的争夺中,隐含着这么一个事实:随着入籍年份的日益久远,新移民的不断迁入,客民子弟读书者益众这无疑也增长了对教育资源的需求,“城居案”中的文公书院正是其表现之一虽然客籍在县城不得建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县城以外建立自己的书院当万载在道光时期迎来书院创建的高峰时,客籍士绅已经是不容忽视了第一所被记入县志中的客籍书院是位于高村的高魁书院,“癸未(道光三年)之冬,乡人士潘维新、刘凤喈、饶廷错等请即于龙山之麓创建书院,以便远近来学者”,次年十月,当知县卫鸩鸣前来视察时,已经初备规模了,“讲堂学舍俱备,置膏火田数百亩”道光六年(1826年),龙岩州进士陈文衡出任万载知县,“甫下车,观风试士,远近生童就试者数百人,佳卷林立”,但是将所取之士送入龙河书院后,不少士子因为远处乡村,艰于跋涉,无法参加月课,因而深以为憾因此这年秋天,当客籍绅士张瀚、钟斯敬等人持简拜谒,请新任知县为设立书院宾兴之举撰写劝捐序文时,陈文衡喜不自胜,“亟为之引书于端,并捐廉为倡”东洲书院是一所“宽百余丈”、规模宏敞的书院,其布局与龙河书院相仿,主体格局大致包括文昌阁、藏经籍之小厅、批阅文艺之小厅、客厅、讲堂、前厅、门厅、学舍、魁星阁、宾兴堂、敬教堂等东洲书院的建筑区别于龙河书院者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东洲书院的规模较之龙河书院要大,以供学生栖息之所的学舍为例,龙河书院初建时只有十二间其二,东洲书院在建筑种类上与龙河书院相比更为丰富,在大河之东的这块洲上,被围垣缭绕的除了一般书院具有的用以讲学问道的建筑之外,还包括文昌阁、魁星阁、宾兴堂、敬教堂这些在县城里独立于龙河书院之外的建筑由于政府的大力倡导,文昌信仰在嘉庆以后日益普及清代万载县志自从康熙二十二年与雍正十一年两次修纂后,历九十余年方有第三次修纂此次修志道光初年就已开始筹备,但直至道光十二年三十卷本的新县志才付梓刻印“夫以百年旷缺”,尽管仍是万载人志万载事,但已是“时殊事异”,“盖在雍正以前,客籍未盛,记载略无所及自考试涉讼,经奏定分额之后,人事递增……而历年益久,生殖日繁,学校口□,遂有主客之形不能相下”故而在确定土客区别甚严如户籍、学额、诉案等内容的编修原则与态度时,很难做到众口一词应聘编修这部方志的郭大经与其同仁“补疏漏,订舛讹”,“俾九十余年人文故实粲然”由于认识到县志有着“一邑公论所由定,即后世公论所由定”的利害关系,郭大经等人“不敢没一邑公论以存后世公论”,在县志中如实地记载了一些敏感事情:在都图一目中,参照历次编审丁册包括嘉庆道光时期清查烟户的结果,挨图编载全县24都各甲户的详细情况,“分别土客,据实开注”;如实记载了“客籍不得城居案”以及“学额案”的始末;还有将道光十二年前建立的客籍书院记载在案但这部方志似乎并不广为人知,待到因准备编修通志需要各县县志以资参考时,辛辰云受命“总其成”他原本决定就郭大经原编稍加厘正增辑,却遭到来自客民的阻挠,为杜争端,不得已呈明分修,将道光十二年县志增删而成《万载土著志》新志既名为“土著志”,则原有涉及客籍者皆当删去,但显然前述旧志中包括都图甲户籍贯册、“城居案”以及“学额案”等均是土著对客民优势地位的反映,自然也就保存了下来,被精心删除的主要是科举仕宦中的客民记录,如东洲书院的创建者之一举人钟斯敬及其高足廖连城等,帮助平定温尚贵的棚民严林森(生)、罗老满也被排除在“武仕”名录之外,尽管他们分别担任了南安千总和龙泉把总有意思的是,在前志中有详细传文的知县陈文衡也失去了踪迹,这位来自闽南的进士曾经为东洲书院的创建提供过有力的支持但是二十三年后,“时殊事异”的命运又一次重演,只不过这次主角客民的演出以喜剧结尾: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县志中,所有的客籍举人、武仕等又都重新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位置,而在书院志中,不仅将东洲I、高魁、文会重新收录,而且在新增的十所书院中,有三所是客籍创建,其中的正源书屋在土著志刻印之前已经存在改变命运的是客民自己,在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的护县之战中,客籍士绅谢大舒、曹瑞祥、廖连城等与土著志的增订者辛辰云等并肩成为抵抗太平军的主力被罗香林划归非纯客县之列的万载县,自明末闽粤移民流徙来此,搭棚定居,随着入籍年代的日益久远,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土客冲突也不时激化冲突既来源于文化习俗上的分离和非常态的战乱,也导源于对地方资源的争夺,教育资源因其在科举制下的清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成为争夺的焦点之一在教育资源的争夺中,国家的力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倾向,主导着土客间优势的归属在清初,由于国家对地方教育的严格控制以及客民数量不多,土客间未爆发严重的冲突雍正后随着国家对客民控制的放松,定居的老客民以及不断迁入的新客民导致的客民数量的增多,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以兴建书院的形式首次发生,但土客之间严格的区别使得地方官府仍旧倾向土著到了清中期,当全国范围内土客界限日趋消亡之时,万载爆发的“学额案”却昭显出其土客矛盾仍然尖锐的特色,由于处理此案的地方各级官员不同的情感倾向,国家的力量在土客间摇摆不定,来自于中央的决定使得结果最终还是有利于土著,虽然作为个体的土著士绅受到了严厉的批饬,但这时的国家控制也因中央的直接介入而显得空前严格到了道咸时的清代中后期,控制的指挥棒也就交给了万载的地方社会,包括土著与客籍在内的族群集团,以书院的兴建为载体展开激烈的竞争客籍士绅在这个时期将争夺的重点由获取进阶资格的学额转移到“登金鳌玉栋之巅”的科举上来,创办自己的书院,以期“由家而进于学,由学而举于乡,由乡而贡于朝”,从而增加在地域社会中的话语权不过当科举的成功尚未奏效之际,席卷而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却在造成国家力量逐渐对地方社会失控结果的同时,也成就了客籍士绅通过“武途”,他们在此真空中得到了地域社会的认同和仕进之途拥挤的文科举相比,武功似乎给了客籍相对更加宽松和迅速的成效然而这并非唯一的途径,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也不容忽视,而当地方官员与客民有着基于地缘的密切联系之时,足以在行政事务中给予客民同等的象征资本和地位至于土著士绅,和清代中国其他州县一样,他们是各种公共机构的赞助人、主持者,地方政府政策的传达者,下层民众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地方文化传统继承人和维护者的自我定位国家与地域社会联系人的地位,使得他们成为国家控制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土客争夺的大多数时期里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四研究的内容范围从整体、社会到个体书院最早是作为官方藏书修书之所,出现在唐开元年间,作为士子肄业之地,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则在此后历经五代、宋的发展,逐步形成为区别于官学与私学(家塾等)的教育体制因而目前有关书院的主要研究成果大都采取了教育史的视角,其中包括一些来自教育科学领域的研究,而历史学的研究或者在教育通史中专节论述,或者以书院研究专著的形式出现,这些研究已大致勾勒出书院的历史沿革及其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反映的不同教育思想等的基本框架随着这些宏观性的制度研究成果的不断深入和积累,书院研究也体现出区域性、专题性的取向区域性的研究将重点放到一个具体的地域中,如书院较为兴盛的江西、安徽、广东等南方地区,专题性则除了断代的书院研究之外,显著的就是个案的分析,如对岳麓、白鹿洞之类的著名书院或关于著名学者的教育思想的考古性整理性研究除了宏观性、区域性、专题性之外,在史学趋势的转变和史学方法的更新影响下,书院研究正呈现出整体性、社会性的新特点所谓整体性、社会性,就是在研究中将书院置放到社会这个有机体中进行整体的多层次的观察分析,从而揭示书院与社会的种种联系而这些研究所择取的个案也不再纯粹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著名”书院,如张艺曦探讨明代王学与地方官员关系时关注的吉安白鹭洲书院(《明中期地方官员与王学学者的紧张一一以白鹭洲书院兴废为例》,《大陆杂志》第104卷第6期),李琳琦分析清代商人与书院时选择的汉口紫阳书院(《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一一清代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以及黄海研用以揭示晚清广州社会的文澜书院(《清代广州文澜书院》,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改革》,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就本文择取的万载书院而言,既反映着书院发展的一般性,又具有独处一隅的特殊性清中叶万载书院中遮掩不住的土客分歧,帮助我们了解了地域社会中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以及从中折射出的国家与社会、土著与移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本文所论述的书院无论是土著所办还是客籍兴建,只是清代万载书院的一部分,从表二可知,在道光直至同治这段万载书院兴建的高峰期,除了土客之别,还有具有族学性质的大量书院以及志同道合之士绅及其子孙所建的纪念性或学术性书院等,而这些分别由族群势力、宗族力量、地方文化精英所兴建的书院,反映出清中叶地域社会不同群体的认同二视野----------乡土地域社会的建构在结束本文的探讨之前,仍然有一些疑惑无法解答由于本文探讨的主要集中在士绅与地方官员身上,对下层民众的关注几乎没有,从而无法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对教育资源的这种争夺,也无从了解土客矛盾之于下层民众的影响,有限的文字资料或许表明,土客矛盾既是自然滋生的,有时也会成为建构的产物,毋论建构者出于何种目的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曾在雨中路过一所规模严整的乡镇中学,陪同者惋惜地告诉我,这所学校曾经保留了一块匾,上书四字“龙冈书院“文革”期间不知踪迹那位陪同者是位普通的村民,从他的言语中,我感受到的是乡土地域社会那淳朴而悠久的传统(2002年冬天短暂的田野调查过程,我先后得到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教授,万载县图书馆退休馆员陈宝媛女士、万载株潭镇政协主席卓传序、凫鸭塘村龙晚成老人、龙仲明、龙成生等人的帮助2003年本文初稿写成后,也曾与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学位的谢宏维博士多次交流,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