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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降蒙学教育述评蒙古是中国古代儿童的一个特殊机构,在西周建立但长期以来,蒙学发展缓慢,无论就其办学规模还是受到的重视程度而言,都不能与官学、私学和书院等同日而语西周以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尽管人们(包括皇帝及各级官僚)对启蒙教育的重要性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一直停留于一个较低的层面,没能上升为国家意志,理所当然就没能转化为政府行为;且长期以来,儿童的启蒙教育多被看作是父母的职责和家族的事务,从而决定了启蒙教育的活动空间只停留在家庭和宗族之间,始终游离于官学系统之外,难以融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唐代以后,历宋元至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和科举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蒙学教育的发展既进入到一个新时期,也成就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明朝平民皇帝朱元璋出于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在大力办好各级各类官学的同时,对农村乡民子弟的蒙学教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蒙学在皇帝诏令的指引和地方官吏的倡导下,取得了长足发展蒙学教育逐步由家庭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化,并在与官学系统接轨的过程中,最终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明一朝,安徽蒙学教育的办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古已有之的私塾、义学外,社学在安徽蒙学教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社学起于元而盛于明明朝建立伊始,太祖在“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然而,作为朝廷文教政策向下推移的重要举措-----------在城镇乡村广为设置的社学,其推行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其执行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诚如太祖的感慨“好事难成且如社学之设,本以导民为善,乐天之乐,奈何府州县官不才,酷吏害民无厌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两人,或稼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明代安徽蒙学的教学机构主要有私塾、社学、义学等,其他还有冬学等作为蒙养教育的补充私塾起源悠久,它是由私人经办的蒙学教育机构,在民间尤其于农村设置广泛其设置方式或是富裕人家独自聘请老师在家设馆;或是教师自设学校自主招生;或是一村一族择址建馆,延师课子弟,不一而足义学的出现早在宋代,但它多以宗族为单位设立,以教授本族子弟为办学目的义学的特点是专为族中孤寒子弟而设,一般不收学费,有的还发给学习用品从私塾和义学的办学方式和办学特点来看,由于它们都没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加之统计困难或多有流变等诸因素,在官修的方志中难觅与其相关的记录或统计就算有难得一见的有关义学设置的记载,也多在康熙朝以后其他见诸文集、家谱中的相关记录就更少之又少既使这样,见诸大量安徽方志中有关社学的记载,也为我们考察明代安徽蒙学教育开辟了一条路径明初太祖不遗余力倡导的社学教育模式,突破了前朝官办社学的框架,实行官民并举以官为主的方式来推进如前所述,有明一朝,社学之制的执行情况不尽如人意,其间有过反复那么,安徽社学的设置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为准确考查明朝安徽的蒙学教育发展情况,现将明代安徽七府三直隶州的社学、义学设置情况统计制表如下,希图借助计量学的方法,结合社学的流变,把握明代安徽蒙学教育的发展脉络关于本表的几点说明其一,本表中的安徽府州县以《明史•志》中南京所辖的行政建置为准,计七府三直隶州六十县其中凤阳府为大明龙兴之地,其行政建置多有变化,直至弘治九年(1496年)才最终确定下来,故本表凤阳府的统计,以弘治九年下辖的五州十三县为准;其二,本表中除另加说明外,所引府州县志均出自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998年4月第1版;其三,本表在制作过程中也遭遇到史料阙佚的困难对少数州县社学的设置情况,方志中或语焉不详,或根本就没有记载对资料缺位的情况和遗憾,表中概以“一”代替,以备新材料的发现再完善之据上表,对明代安徽蒙学教育的发展得出以下的认识第一,明代国家层面对蒙学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政策或立法,并佐以扶持、引导和有限控制虽无完备的督察制度,但一些有责任心、注重蒙养教育的地方官吏,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蒙学教育的行政督察职责,这一点在安徽社学的设置、重建中不难发现客观而言,地方官在蒙学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维持学校发展的经费资助上,这正是部分地方社学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第二,虽然有洪武十六年“民间自立社学,延师儒以教子弟,有司不得干预”的诏令,但从表中仍然可以看到,安徽各府县所立社学仍多以知府、知县等倡导设立为主,民间自设极少仅就庐州府而言,明代的庐州还不能算是人文鼎盛之地然而庐州府的社学无论是在总数还是在平均数上都居当时安徽的前列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是人为因素的结果从庐州府志看,庐州府社学的设置高峰固然在洪武时期,此后有所废驰到了弘治年间,得到全面恢复,尤其是府治所在地合肥县府志载,弘治十四年,知府马金“有志于礼乐之化檄所属州县,各新社学如制”时任合肥县知县的孙绒勤“慎而才,授之以规,而属以专督”,对前朝县所辖的六十四里的64所旧社学加以整顿,对那些“屋皆废,而豪右因夺其废者”,“乃循其址之犹存而新其馆社,缭以周垣,固以重门”;同时又“清拓其所夺而创造之”,第三,明代安徽府县的社学分布呈现出乡多城少的特点尤其是社学分布较多的州县,如合肥县,在乡55所,在城9所;再如徽州府各县,其462所社学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广布乡村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印证了社学设立的初衷第四,从明朝社学设置的整个过程来看,有高峰,有反复,当然亦有尾声表中反映,明朝初年是社学设置的高峰期此后社学的设置或高或低,但都不能达明初之盛而至万历以后,内忧外患的中央难有作为,既使在地方官吏中,关注地方基础教育者,也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五,从社学的空间分布上看,安徽府县的社学设置很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社学总数上,在社学的平均数上,各州县差距也很大我们可以借助下表来更清楚地观察这种情况据表2,各州县的平均社学数反映了各地的社学密度,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地蒙学教育的普及程度,从而反映出各地蒙学教育的发达程度由上可以把明代安徽的蒙学教育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发达地区(10所以上),包括庐州府和徽州府;欠发达地区(5-10所),包括太平府、安庆府、直隶和州;落后地区(0-5所),包括宁国府、凤阳府、池州府、直隶广德州以上差距的产生,人为因素固不可小觑,但经济、文教传统等因素在社学设置的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社学设置最盛的徽州府表现的最为鲜明自明中叶,商品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精明的徽州商人在涌动的商品经济大潮中大展身手,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执商界牛耳的大商帮在这些大大小小、数量众多的富裕起来的徽州商人中,就有不少曾是饱读诗书的士子这些有文化知识的商人,在真切体会到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经商谋利只是解决经济基础的一种手段,让子孙业儒就仕、显亲扬名才是他们的终极关怀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追求,致富后的徽州商人对兴教办学格外热心他们凭借财力的优势,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教育,其对塾学、义学等民间教育致力尤甚诚如明人汪道昆所言“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驰贾而张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