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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对文学作品艺术品位的影响区域文化“是在人类村庄发展起来的根据不断积累的集体意识,它形成了以网络文化形式、习俗、人口、宗教、神话和方言的网络文化形式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发展,以及相互关联的有机系统”体现独特的地域文化山川景物,民风民情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品位有着客观规定性,对于作家的创作风格的形成是起着主导作用的贾平凹说过“对于商州的山川地貌、地理风情我是比较注意的,它是构成我的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地区的文学,山水的作用是很大的,我曾经体味过陕北民歌与黄土高原的和谐统一,也曾经体味过陕南民歌与秦巴山峰的和谐统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各自的风俗民情,风俗民情的不同则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存异”贾平凹立足于商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从商州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歌谣俚曲、文物古迹、民间文艺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纪事》等作品,描绘出那色彩浓郁的婚丧嫁娶的古老习俗,犹如“桃花源”一般恬淡清幽的田园风光,因人迹罕至而保持着原始形态的山水茂林《西北口》、《古堡》中的村民们在旱越的淫威面前声势浩大的祭神活动和对奇形怪状的“九仙树”的膜拜,展现了人们对神秘的大自然的敬畏心理《鸡窝洼的人家》、《天狗》、《远山野情》等小说中的少妇们,没有多少文化知识和现代眼光,常常以民间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来作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取舍标准,但依然流露出质朴率真的性情从这山川、习俗、人物中,表现出商州山地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这种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使贾平凹的小说既有南国的空灵婉约通脱,又有关中的厚重朴拙苍茫,充满了山情野趣,有着浓厚的秦汉风采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的散文《丽江名胜及边关》和《永宁之行》包括二十多个自成格局的清丽短篇,栩栩生动地描绘了纳西族人民生息的滇西丽江地区如梦似画的山川景物,质朴淳美的民风民情作家将积雪皑皑如巨龙腾飞的玉龙雪山,涌波叠彩的泸沽湖,削壁悬崖,猿猴难攀的太子关,以及治病的热水潭琉璜泉……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字里行间,满溢着诗情画意她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柔情,描述纳西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农田劳作为主,也狩猎行舟的生活习性,以及男女对歌,自由择偶,温泉洗浴,阖家野炊等风俗,赞美了纳西族同胞勤劳淳朴、诚挚善良、热情好客的品性客人到家,尊为上宾,胡桃、瓜子、酥油茶、燕麦稻耙……倾其所有,唯恐不周体现了其清新俊逸的风格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作品写的是农民的生活,塑造的是农民的形象,对的是农民的口味,不以华丽自炫,不以古奥惑人,真切平实,通俗简朴他们还从中国古典小说和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民间说唱艺术中吸收了营养,如强调行动性,注意故事的完整性,造悬念,设扣子,大团圆,顺理成章又波澜起伏等等他们以“文艺大众化”为创作准则,追求民族化、通俗化、地方化,其作品透出了山西农村生活土色土香般的本色以赵树理的作品为例,如《小二黑结婚》就采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方式来结构、叙述情节,二诸葛、三仙姑等一个人物就构成一个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又都是小二黑和小芹恋爱婚姻这个大故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故事连贯、完整《三里湾》注意有头有尾,保留种种“关节”来增加故事的曲折,语言明白晓畅,表现出作家大众化、通俗化的艺术追求《登记》是描绘华北农村的风俗画,生活气息迷人,喜剧色彩较浓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的作品也具有地域特色,“美的极致”是孙犁一派的艺术目标他们的作品都有初日芙蓉式的风格特点这具体体现在他们笔下活灵活现、多彩多姿的农村女性身上如孙犁笔下绝假纯真、爽朗热情的妞儿(《山地的回忆》);说起话来像小车轴上抹了油,织起布来梭子像流星的浅花(《藏》);走路像一朵红花,跑动象一片云彩的吴召儿(《吴召儿》);端庄秀丽、泼辣勇敢的春儿(《风云初记》);纯洁善良、心地高洁的秀梅(《幸福》);热情美丽的、聪明能干的双眉(《村歌》)等还有刘绍棠笔下的红桃(《瓜棚记》);从维熙笔下的翠枝儿(《鸡鸭委员》);韩映山笔下的林红红(《作画》)等等,都给人一种质朴、自然、健康、清新的美总之,20世纪,中国作家以多样化的题材,反映了特定年代、特定环境、特定民族的多彩生活从冰雪覆盖的白山黑水,到青山秀水的江南村寨;从郁郁葱葱的伊犁河谷、乌孙山下,到富庶迷人的洱海苍山;从草原、毡包、羊群、牧鞭,到水田、茅舍、竹林、溪涧,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风貌特色,均汇入作家笔下其风格或粗犷豪放,或冷隽凝重,或热烈明快,或清新婉丽,都呈现出作家的创作风格独特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成独特的性格,从而使作家创作风格异彩纷呈地域文化可以为人物的性格和价值观念的塑成以及人物命运的发展提供切实可信的文化基因,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种社会性格或民族精神的凸现,成为一种人文精神的补充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说人们的性格气质同所处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蒙古族近代杰出的进步的思想家、著名学者罗布桑却丹认为:地域文化与人的性格有重要的关系他在《蒙古风俗鉴》中说“外蒙古的人,外表粗鲁,内心有心计,有久远思想内蒙古人的性格,是外表聪明伶俐,没有定性,眼光短浅,只顾眼前的人较多”韩少功的《爸爸爸》在崇高悲壮神秘的气氛中,展示了一个部族历史的漫长足迹经历了灾荒和战争失败的鸡头寨村民们,并没有丧失生存的信念,村寨里的老少弱残酷的自我牺牲,成全着青壮年们赶牛过山,迁徙他乡,寻找新的世界,一种充满屈辱而又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流贯其间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覆盖了一层地域文化的底色,给人物心性、精神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使他们的乡土根性保存了原汁原味秋丝瓜、菊咬、谢占元这样的“落后”分了,自始至终本色依旧,不曾因受到“教育”而改悔周立波在刻划亭面糊这一形象时,更是注意强调他身上乡土根性的一贯性和持久性他仿佛是从民间故事中走出来的人,他的“进步”,不是因为阶级觉悟高;“落后”之处,也没有意识形态的动机龚子元夫妇被抓后,他尚不知情,记起盛清明交代的任务,仍去打探情况,见到的是龚子元家一片狼藉,一口打开的破箱子里,亮着“粉盒、手帕和两条浅红的裤衩,还有一条月经带”他连声叫“背时背时”,慌忙退了出去小说前面谢占元说自己倒霉,亭面糊认为他违犯禁忌,触动了女人物品“从女人晒裤子的竹竿下过身,看见女人贴身之物等,是他生平最忌讳的因为他相信,这样一来,人会背时,用牛会出事,捉鱼不得手,甚至人会得星数(短寿)”此时,他又犯忌,怎会不紧张呢?东北独特的地域文化,使端木藏良小说中的人物生长出剽悍、刚直、豪爽、沉实的性格端木藤良曾说东北人民“有过一个时候用他们的耐苦和勤劳挖掘出他们发光的日子,活得像一盆火似的很像美国西部的人们和死亡迫害奋斗,开发了现在的加州一样,所以有许多人都说东北的祖先是Pioneer(拓荒者一一笔者注)”苏童“枫杨树风情”中走出的“我爷爷我奶奶”与莫言高粱地里磨炼出的“我爷爷我奶奶”迥然不同前者人物总是敦厚朴实,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充满灵性但缺乏雄性这是因为吴越之地从来就以飘柔灵动的文化环境为主,歌则丝竹紫调,舞则水袖飘飘,没有秦汉风骨和大漠式的粗犷这种文化的内在规定性消弭了人物性格的刚烈,并注塑了他们作为水乡南方特有的种种性格逻辑但后者从那火朴朴的高粱地中走出,蛮横、粗放、豪达的北方环境铸就了他们真诚而狂野的品性,即使是作为女人的“我奶奶”也不例外,照样是火辣辣地敢爱敢恨、充满着一股强劲的情欲力量这便是地域文化制约的结果地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语言是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形式因素语言是文学的衣裳语言:通俗化与民族化的语言语言艺术大师老舍,他的作品《骆驼样子》、《龙须沟》、《茶馆》以地道的北京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语言为基础,又广泛吸收了北京地方戏曲、鼓词、曲艺的语言,经过加工、提炼,出于乡土又高于乡土,于通俗、幽默、俏皮中透着典雅、警辟、深刻,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地域色彩和情调,具有典型的“京味”在“京味”小说中,很多作品散溢着一般北京世俗风味与平民气息的“俗”与“熟”如殷京生的《曲二传奇》写十三岁的曲二拉上了洋车,能给自己挣“嚼谷”了,其间有这么一段描写“到了中午,找个马路涯子边上的小饭摊儿,来上两大碗炸酱面,浇上蒜汁、老陈醋,再打菜床子上买一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吸溜一口面,喀嚓一口嫩黄瓜!嘿,直吃得小肚子溜溜圆完了事将洋车靠进一片绿荫,或者躲在一个背风处,支起油布车蓬,倚着棉垫子一无所虑地眯登个盹儿到了下午,你甭问,管保显得格外和气,格外精神,也就管保叫座儿”写洋车夫的吃食、吃相和饭后小憩,全部使用俚俗本色的北京土语,把一个十三岁就去给人当牛做马的小小洋车夫的自足自乐、活灵活现、有声有色地描摩状写了出来,那老北京的世俗化气息霎时间跃然纸上在语言上的创造,对形成赵树理独特的创作风格关系重大他的小说的语言是地道的山西农民语言与山西地方民间说唱艺术语言的高度锤炼融合,创造出一种既通俗、质朴又生动活泼,幽默有趣的语言,无论描情写意,状物取景,均能曲尽其妙,达到了通俗化、群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完美统一如《小二黑结婚》中,在介绍“三仙姑的来历”中有一段叙述,完全是平淡无奇的口语,而这种口语在赵树理笔下,却变得十分有表现力“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这种语言的表现力在人物对话中,由于完全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因而也具有丰富的潜台词比如“前年夏天,有一个前晌,于福去地,三仙姑去串门,家里只留下小芹一个人,金旺来了,嘻皮笑脸向小芹说这会可算是个空子吧?小芹板起脸来说‘金旺哥!咱们以后说话要规矩些,你也是娶媳妇大汉了!”金旺与小芹,一人一句话,其作派、为人、品格便一目了然此外,像二诸葛说的“不宜栽种”、“恩典恩典”,“命相不对”,三仙姑说的“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作主!”“前世姻缘由天定”等等,都是十分性格化的语言方方的“汉味小说”,一方面直接从武汉平民生活中汲取活生生的方言作为小说中人物的对话,给人以生活的原质感,另一方面努力自然地化方言为别具表现力的“汉味文学语言”如《黑洞》中柳红叶与陆建桥对话柳“去你妈的,邪贷篓子,一肚子坏水”陆“多少讲点精神文明嘛再就是要注意选择器物坏水装进篓子里,百分之百漏得精光”柳“你那张嘴今天早上搽了几两油?”陆“油没有搽,但是昨晚同老婆练了一夜”这段对话体现了武汉人精明又粗鄙,泼辣而俏皮的特点又如《落日》中这样写成成“坐山观虎斗”的心理“成成性情豁达开朗,不管祖母跟汉琴吵到什么地步,都影响不了他的情绪成成觉得女人在一起天生就是吵架的命,就跟好斗的公鸡关在一起一样成成想女人若不呼和吵架肯定会浑身的筋骨酸痛,所以一旦吵起来,成成便只当她们在治疗自身的筋骨工既如此,有什么可烦恼的成成很善于为别人想”把女人吵嘴比作公鸡好斗,把闲事不管比成善解人意,这便是“汉味幽默”的魅力这样的心理描写语言极好地表达了武汉人洒脱、幽默的心境刘绍棠的“运河文学”语言,是以京东北运河农民口语为基础,用古代诗文规范去炼字、炼句、炼意,以民间艺术去润色其音韵,加强表现力,并借鉴外国文学语言细腻、深刻的优点,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如《峨眉》写道“这一方,上京下卫,小伙子要媳妇难,难于上青天花枝一般俊俏的姑娘,好比彩云追月,鸟飞高枝,不是心向北京,就是眼望天津;剩下不那么水凌秀气的柴禾妞儿,开口一要彩礼,也能把人吓出一溜筋斗”地道的农民口语,被规整得凝炼含蓄;嵌入的古诗句,吻接自然,情趣内蕴;说书人的口气,铿锵的音韵,朗朗上口;化用古辞的骈四俪六,更增澎湃的语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