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剩2页未读,继续阅读
文本内容:
《于阑县乡土志》与《于阑县志》考述玉田县(今玉田县)建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隶属和田直隶州它是新疆最早建立的州和县之一清末新疆为了响应清廷编纂地方乡土志的号召,于省城开设通志局,由时任布政使的王树楠经理其事,令各府、厅、州、县编撰本辖域的乡土志稿,修成送局,以为纂修全省通志之参考于阑县作为和阑直隶州的辖县之一,在当地官员的主导下也纂修了乡土志目前存在两个版本的清代于阑县地方志,一为《于阑县乡土志》,一为《于阑县志》本文主要论述两部县志的关系、版本流传情况,对比其内容的异同,考证编纂者的生平履历和成书时间等,以期对当今的修志工作和区域历史地理文化研究有所裨益一《于唳县志》和《于统一乡土志稿》清末新疆各地纂修的乡土志并未付梓刊印,故均以抄本存世,流传日久,支离散佚,不复全貌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图书馆将馆藏的29种新疆乡土志整理打印,开新疆乡土志刊印之滥觞此后,吴丰培亦将家藏的5种新疆乡土志陆续刊印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将当时流传的各种版本的乡土志收集整理,出版了《新疆乡土志稿》(竖排标点本)一书,收录包括《于阅县乡土志》在内的44种新疆乡土志(昌吉县、哈密直隶厅、媾羌县、沙雅县、和阖直隶州各有两种乡土志),为当时收录最全的版本2003年,国家图书馆分馆整理出版的《清代边疆史料抄本汇编》中收录有《于阖县志》一种,为影印抄本正文首页下方钳有“北京图书馆藏”(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的篆字印章,当为据该馆所藏的底本影印,据云为民国抄本扉页上有“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日署知县贺家栋”的题记,页背题“于阑县志乙巳清和之朔,瞥松黄炽署”比对《于阑县乡土志》和《于阑县志》,两者的纂修体例和内容绝大部分一样,实为同一种县志可见该种地方志在国内亦有抄本流传,并非仅存于日本可能是因为两者名称不同,加上《于阑县志》标注为民国抄本,因此学界将其忽视,未纳入清末新疆乡土志的范畴而加以收录笔者将民国抄本和各种影印版的《于阖县志》称为“民国抄本系”的于阖地方志两个类系于阖地方志的流传情况可用下图表示二甘肃巡抚潘效苏为请补洛浦县知县事奏折“林出系”的各版于阑地方志都没有编纂者信息,成书时间亦阙如而“民国抄本系”则标明编者为贺家栋,成书时间是光绪三十三年
(1907)o贺家栋作为在清末伊犁起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素为研习新疆史的同仁所熟知但贺氏是否出任过于闽县知县一职尚不明晰带着这一问题,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关于该员的史迹记载多在其出任伊犁府知府以后,在此之前的生平履历极为简略如《新疆辛亥革命时期人物传略》云贺家栋2-1943,字伯隆,湖南宁乡县人父名贺耆谦,曾任伊犁将军署总文案贺家栋随父到伊犁草拟文牍奏稿,遂娴熟官署文书由于他才思敏捷,处事精干,深得上司器重其父死后,继任伊犁将军署文案,掌管办事实权,升任伊犁知府《西北革命史征稿》云贺家栋,字伯隆,湖南长沙人父耆谦,以知州为伊犁将军署总文案家栋时为诸生,随至伊犁助其父,遂娴文牍摺奏才思敏捷,处事精干,举止潇洒,无官场恶习父殁,继其业,军署事权集于一身,官至伊犁知府读来似是贺氏一直在伊犁将军署襄办文案,并未外出就职笔者又查阅了已出版的清宫档案资料,发现了两份重要的朱批奏折,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而且可以弥补贺家栋就任伊犁知府以前的生平履历兹不避繁琐,全录如下甘肃新疆巡抚西林巴图鲁臣潘效苏跪奏,为拣员请补新设知县以资治理,恭摺仰祈圣鉴事窃据署新疆布政使李滋森,会同署镇迪道兼按察使衔庆秀详称:新设洛浦县知县知县二字为衍文--------------笔者系由和阑、于阖两州县划分,土地塞夫和、于之间,人民孱离,抚辑匪易,应请定为繁、难二项,请调中缺,亟须遴员请补,以重职守查南路从前新设各缺,经前抚臣刘锦棠奏准,仿照吉林章程,由外先行拣补一次在案今新设洛浦县知县一缺,自应援照旧章请补查有候补知县贺家栋,现年三十四岁,湖南善化县人由附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八日,在甘肃捐局遵新海防例报捐贡生,加捐县丞,双月选用八月二十七日,经户部核准给照十一月初十日,在新疆新海防捐输案内捐足三班,指分江西试用嗣于会剿甘肃北大通踞匪,连克十大回庄案内奏保,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奉上谕著免补本班,以知县仍留原省归候补班补用,钦此二十四年留新候补,二十八年委代库尔喀拉乌苏直隶厅同知,十一月初三日到任,二十九年二月初二日卸事查该员贺家栋赋性灵敏,行止端方,在新疆年久,边情最为熟悉,以之请补洛浦县知县实堪胜任,人地亦极相宜等情详请具奏前来臣查该员贺家栋年力富强,才识明练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新设员缺需人治理,准以候补知县贺家栋补授洛浦县知县,于地方实有裨益仍俟试署期满,果能称职,另请实授如蒙俞允,俟奉部覆,即行给咨送部引见,以符定制谨会同陕甘总督臣松蕃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朱批:吏部议奏此为时任新疆巡抚潘效苏请以贺家栋为新设洛浦县知县而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所上的奏折时间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贺氏时年34岁清人以“虚岁”计龄,依此为据,可以推知他生于同治九年1870,可补其生年记载之缺奏折说贺家栋为湖南善化县人,而非宁乡县人,清代善化县属长沙府,说其是长沙人亦可,但不够准确贺家栋步入仕的途径是“捐纳”,即俗称的“买官”奏折披露贺家栋曾于光绪二十八年代理库尔喀拉乌苏直隶厅同知,查阅民国《乌苏县志》,也记载贺家栋任库尔喀拉乌苏直隶厅同知的时间为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至二十九年二月清廷朱批只云“吏部议奏”,而未记载议奏的结果一般来说,前有刘锦棠奏准的旧案可循,吏部应该不会驳斥,由此推断,贺家栋应该出任了洛浦县的首任知县谨慎起见,笔者又查询了《洛浦县乡土志》,发现这一推断是错误的:该志记载洛浦于光绪二十九年建县,而首任知县却非贺家栋,而是陶甄由此推论,吏部议奏的结果有变,潘效苏的奏折并没有得到清廷的允准但贺家栋后来确实是出任了洛浦县知县,只不过不是首任,而应是第二任《洛浦县乡土志》记载陶甄史迹的时间截止到光绪三十一年,而云“光绪三十二年贺使君伯隆调任于阖”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二十四日,时任新疆巡抚联魁又奏……再署于阖县知县贺家栋期满遗缺,查有实任绥定县知县安允升堪以调署……朱批:吏部知道这里朱批“吏部知道”的意思是同意联魁的奏请,并通知吏部备案结合《洛浦县乡土志》的记载,表明贺家栋出任于阖县知县的任期为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奏折的时间是五月,《于阑县志》扉页署名的时间是十一月,说明当时贺家栋尚未交卸于阖职事以上两份奏折将贺家栋的生年、入仕的途径、宦场经历交代得比较清晰,可以弥补其生平履历之缺综合以上分析,《于阑县志》确为贺家栋署任该县县令时主持纂修在现存的新疆乡土志稿中,这部地方志是较好的一部,与一些“填空式”的应付之作相比,引证充分,记载较为翔实三《于哌县乡土志》的目次编排顺序“林出系”的《于阑县乡土志》都是在林出贤次郎带回日本抄本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导致该系地方志编纂者和成书时间缺失的原因是林出请人抄写时,略去了这些信息,封面正反页均无记事林出请人抄写新疆乡土志的初衷并不是对新疆的修志工作抱有兴趣,而是受到日本外务省的指示,作为一项任务来执行的为了尽快抄写完成,字体楷、行、草书相杂,辨读较为艰涩,厚的不足50页,薄的只有5页,与中国保存的稿本或抄本相比,内容简略,且错误较多,可见林出本人和他所延请的抄写者对此并不十分用心“民国抄本系”的于阖地方志命名为《于阖县志》源于扉页背面那行“于阖县志乙巳清和之朔,曾松黄炽署”的文字乙巳年为天干地支纪年,对应的公元纪年有
1845、
1905、1965等年份,每60年轮回一次,即俗称的“六十年一甲子”新疆开设通志局的时间为1907年“林出系”和“民国抄本系”的于阖地方志在内容上存在差异从目次编排顺序来看,《于阑县乡土志》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人类(附户口、氏族、宗教)、地理(附祠庙、市镇、学堂)、实业、山、水、道路、物产、商务与之相比,《于阑县志》的实业一项在地理项之前对照清政府制定的《乡土志例目》,《于阖县志》的目次编排更符合要求“林出系”《于阑县乡土志》的错字、漏字很多,且缺失部分内容1990年版《新疆乡土志稿》中竖排标点的《于阑县乡土志》还存在严重的断句错误2010年版虽将竖排改为横排,纠正了部分错字,但问题仍然很多各种“林出系”的《于阑县乡土志》缺失的内容集中在“地理”和“山”两项中地理项中,在“克里雅明”和“塔克努明”之间缺“策勒村明”的情况“山”项下缺乙衣克山、格支布拉克山、玉洛衮布拉克山、英吉介山、图浪和加山、喀喇沙衣山、三加山、于子塔哈山、克子里雅山、阿斯敦塔哈山、阿卜山、窝牙衣拉克山、布胡拉山、昆洛克沙衣恰克勒山等14座山的内容关于这14座山的记载恰好在民国抄本的同一页上民国抄本的《于阑县志》有一些黄炽所作的修改和批注之处修改之处有三:第5页“政绩录”下有两处,一将“自古循良之吏莫多于东汉”的“东汉”改成了“两汉”;一将“故志煮晰结草湖之案”的“晰结”改为“断结”第30页“水”项下有一处,在“唐书地理云”中加入“志”字,变成了“唐书地理志云”批注的内容有三处:第25页“山”项下,在托固斯达坂旁批注“译言托固斯为九,达坂为岭,犹言九达坂也此山极高,外人地图亦有其名,即昆仑正脉也”第26页“水”项下,在“其他诸水更无论矣”之后,注“盖徐氏身未至和阑,而水道又时有交口(此字无法辨识),故今夕详略不同也”另一处在同页“以备谈本境水道者之参考焉”后,注“并补徐氏之缺焉”由此观之,黄氏对西域历史地理也颇有研究民国抄本当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误,比如将巴达克山写成“巴克达山”,将“中无方孔之普尔”写成“孔方”等但总体而言错误较少、字迹清晰、内容完整、目次规范,文献和史料价值大大优于“林出系”的《于阑县乡土志》林出的抄本质量本来就不高,以其为底本的各种印刷本在整理过程中又徒增了很多错误相比之下,民国抄本的整理出版全系影印,没有额外加赠的鲁鱼亥豕之误,质量较好这启示我们在古籍方志的整理利用方面,如果原本字迹清晰,容易辨识,应尽量影印,以保存文献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