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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县志》补遗龙昌县(现龙昌市)建于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自明朝以来已有454年的历史,其中明朝78年,但明朝没有记载原因如下正如道光县法官张秉三所说“龙昌县建于明朝隆庆年间,它是在富荣和泸州的土地上形成的它的早期文献是在他的控制下进行的龙庆县没有任何文件自隆庆二年逮崇祯甲申,凡七十八载,岂无集为志者?或兵燹之后,又复无存”所谓“《(乾隆)隆昌县志》二种”,是指黄文理和朱云骏所修二志(以下分别简称“黄《志》”“朱《志》”),我们在整理的基础上对二志进行了细致研究,对诸如作者及修纂经过、体例、内容、成绩、不足等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对于研究者了解和利用二志是有帮助的,因此不揣鄙陋,将其公诸同好,并请多加批评指正
一、明确了志书“史”、“文”和“志”的“和”黄文理,康熙六十年
(1721)生乾隆二十年协纂《(乾隆)桂阳县志》的经历为黄文理日后修志奠定了基础,也使他的修志思想变得更为自觉上任不久,他感慨隆昌建县近二百年间,仅有康熙时所修一部志书,且因初创,内容简略,又“逮癸未之秋,仅传点墨,益恐因循而旷轶”(黄文理《隆昌县志序》),所以在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就开始着手相关工作应该说明的是,与志书多委他人纂修的惯例不同,黄《志》的纂修工作由黄文理一人总其成,且成书仅四个月据姜懋勋《序》称黄文理“公馀自秉笔,焚膏继唇,自夏徂秋,四阅月而《志》成”,姜《序》作于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由此可知黄《志》修成在是年秋,而刊成则在第二年的端午节之后了(黄《序》作于乾隆二十九年天中月,即端午节时)朱云骏(1718-1781)与钱振龙《(康熙)隆昌县志》(简称“钱《志》”)、黄《志》相类,朱《志》也为朱云骏总其成在修志过程中,朱云骏常与友人及上司切磋交流,其中就有段玉裁与吴省钦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乾隆四十年”条“六月,偕同官朱云骏入报销局,兴趣略同,暇益潜心商定(指《六书音均表》)”又“乾隆四十一年”条“在富顺县任……是年改修《富顺县志》……五阅月而书成书既成,而予去富顺矣”而与四川学政吴省钦的探讨,是通过吴氏致朱云骏的信知道的,吴省钦《白华前稿》卷二十收录了《与朱画庄书》一文,全文如下顷诵《县志》六篇,以新造之邑,为无米之炊,体例谨严,搜采明备,过康氏之志《武功》远矣其皮毛枝节,无害于义例而当改正者,如卷首结衔系“臣”字,篇中则系“画庄朱氏”古经进之书,如刘向校《七略》、薛瓒注《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皆称“臣”近时敝郡王司农鸿绪表进《明史稿》,其板心称“横云山人集”,遂停颁发又新令府、州、县志先上礼部勘覆,然后布行今《志》未经呈覆,则“臣”字似可节去至本官须系本阶,如未奉敕授,书官不书阶可也《石谿亭》诗“骚坛”今改“诗情”“骚”之传者,只屈、扬二篇,非如作诗者之多可云“坛”也“历城家明府”当改从“朱”东坡有《次韵子由送家退翁知怀安军》诗,“退翁”谓“家定国”;苏天爵《元文类》载林霁山有《家大参归自北寄呈》之作,“大参”谓“家铉翁”则家定国、铉翁皆“家”姓,非本家之“家”嘉、隆后诗文,每以同姓之某为“家某”,无所依据拙序无可观,行箧中亦无一卷书可资考证者,益以念作者之甚难也此书中就朱《志》提出三处商榷意见一是结衔称“臣”和未实授不当称阶;二是对自作诗“骚坛”当改为“诗情”的说明;三是称同姓为“家”无所依据对照朱《志》,第一条看来已改正,因为朱《序》署名即为“知隆昌县事金匮朱云骏识”,未书臣字和官阶但第二条、第三条则未予采纳至于信中谈到的“拙序”,经考察今存朱《志》天津图书馆藏本并未刊入但《(咸丰)隆昌县志》、吴省钦的《白华前稿》却收录了那篇序序之原文如下志者,史之一体古小史掌邦国之志,今国史、一统志是也;外史掌四方之志,今直省通志及府、州、县志是也稽之实录,信之红本,其理博而词不繁,故史臣之志难而易;广之见闻,考之纪载,其体繁而物不博,故府、州、县之志易而难近代割置之县,其地理人物,史家固不详,又不可信心凿空,以为一家之言,盖难之难者也泸州及富顺、荣昌之间,有县曰隆昌,顾氏祖禹谓故隆桥驿地,因以为名乃奏置在隆庆元年,意殆如宋真宗县祥符、高宗府绍兴故事今县令朱君云骏,下车九年,酌康氏海《武功志》义例,撰志六篇予惟府、州、县之志,不第与国史、一统志异,即省志亦不与同康氏于其祖若父之事,累牍不休,至后稷、苏武纪传,仅存二三百言姜原庙有金时宝意寺碑,其言虽不文而《志》不略采其所援据,多削其本书之名,而于元妃之履武,隋炀帝之葬雷塘,一无所举正自新城王文简以谓“文简事核,训词尔雅”,而近之志府、州、县者,多仿为之以四方之志而自拟于金匮所藏,其意既近于僭,且取便于诡称高简以自文其不学之徒,后之考职方、传耆旧者,孰从而征之?孰从而信之?彼其于声明文物之地,而所述止此,设执简而作兹志,吾知其束手尔矣君文简而有法,所采辑颇富,信能撷康氏之长而舍所短者苟得望县、郡而志之,信足备百二十国宝书之数也夫此《序》对康海《武功志》的批评切中肯繁但不知为何最终朱《志》未收此序,也许是书在流传中缺失了书页,也许是收到信和序时书已刻就或朱氏已经离任赴安岳了,也许是因为二人观点有分歧而终未予刻入……个中缘由大概有待新文献的发现才能弄清了黄、朱二人功名不显,官位不高,文名不盛,所以缺乏详悉记载,以上勾勒,粗枝大叶,缺少细节,只好留待日后有新发现了
二、“目”类目的范围方志采用何种体例,对于志书的质量而言很重要,因为这种“顶层设计”在逻辑层面上为志书提供了质量保障我国志书体例多样,仓修良先生说方志这种著作,在保持其基本体例的情况下,可以说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从内容多少到形式表现,从体例安排到语言文字,都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模式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由编纂者自己决定记载内容的范围和采用何种体例,应当说这也是方志之所以富有那么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总的来说,有的是细目并列,有的是分纲列目前者自地记产生,中经图经,直至宋元方志之定型,类皆如此自宋元以来,方志记载内容逐渐增多,门目日广,于是分纲列目之体逐渐增多,大类之中,再分细目,由于经过归类,较之细目并列的志书,查阅起来更为方便比较通行的,一般采用纪传体,即用纪、图、表、志、传五种体裁编写,这无疑是受到正史的编写所影响直接承继宋、元、明以来的编纂体例,清人所编志书多仿正史纪传体,并采用纲目体的体例(这里的“纲”实质是一级目录,“目”则是二级子目),但也有采用细目体的朱、黄二《志》采用的是纲目体黄《志》的编目承袭了钱《志》钱《志》所列目为城池图、星野、形胜、山川、建置沿革、城池、公署、学校、祠祀、贡赋、秩官、名宦、科第、人物、孝义、列女、风俗、古迹(寺观附)、驿传连同所附的一目共20个细目为了对比,我们再列出黄《志》目录,该志共分48个细目(较正城图、舆图、星野、形胜、山川、沿革、田疆域、城池、廨署、坛填、祀典、坊表、里社、乡场、桥梁、赋、户口、积贮、盐政、铺防汛、学校、庙制、礼乐、书籍、学额、书院、乡饮、驿递、递、秩官、选举、名宦、寺人物、忠孝、节义、隐逸、流寓、风俗、节序、土产、古迹、观、仙释、坟墓、祥异、杂志、艺文、轶事文子目少)虽然黄《志》较钱《志》多出了28目,但从类目的命名、排列顺序上明显可看出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事实,黄《志》是在钱《志》的基础上进行的增补我们发现黄《志》是以卷为“纲”的,卷下即各二级子目如卷一下列星野、形胜、山川、沿革,根据方志纲目设置通例,星野属于“天文”(因其目的在于标志地理方位,故列入“舆地”也可以),形胜、山川、沿革属于“舆地”卷二下列疆域、城池、廨署,疆域应属“舆地”,而后二者属“建置”,则此卷所列就乱了体例通观这48个子目,是纲与目相混杂的,其中“学校”“秩官”“选举”“人物”“节义”(实质相当于“列女”)、“艺文”等六项是“纲”,剩下的42项是二级子目这种逻辑上的错乱,会给读者带来误导,如果归纳出若干个纲以领起这些子目,大概会好得多,下面我们试模仿凌鱼《(乾隆)桂阳县志》作如下编目图象志城图、舆图舆地志星野、形胜、山川、沿革、疆域建置志城池、廨署、坊表、赋役志田赋、户口、武备志防汛(防汛把总附于此)、驿递、铺递风土志(原称“风俗”)风俗、节序、土产、古迹学校志(原称“学校”):文庙、官师志(原称“秩官”):秩官、名宦典礼志坛堪、祀典选举志(原称“选举”)人物志(原称“人物”):列女志(原称“节义”):艺文志:杂类志祥异、杂志(《目录》称“杂记”)、*说明加下划线者为笔者据黄《志》正文所增以上所列共14纲、72子目,虽较原《隆昌县志目录》所列多出24个,但并不觉得臃肿,反而突显了层次性,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可见,方志编纂必须先设计好纲目,否则就会造成逻辑混乱,影响书的质量另外需要说明一点,黄《志》于每纲下都系以小序,以说明设纲之目的与意义,这是很多方志的通例,不过黄《志》之序以四字韵语撰写而已黄《志》设序的做法也是承袭的钱《志》朱《志》是典型的纲目体,在体例上较黄《志》有进步对体例的安排,朱云骏一开始就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在《序》中认为旧《志》的编纂不能遵循“史法”,因而“无以行远”所以他决定仿照服膺已久的康海《武功志》义例,在旧《志》基础上重新编纂所谓康海《武功志》,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康海于正德十四年
(1519)年纂刻的该志编目体例实际也是细目体,共四卷,卷首为“分野图、疆域图、县治图、璇矶图”,卷一为“地理、建置、祠祀”,卷二为“田赋、官师(前)”,卷三为“官师(后)”,卷四为“人物、选举”如果把卷首图算作一类,该志共列八目,未单列“艺文”,采取随地、物、人而附相应诗文的方式余服膺康对山《武功志》久,因仿其义例而略变通之,为《县志》二卷,纲二,日地理、人物地理之目三,日建置、山川、祠祀人物之目亦三,日官师、先哲、选举与康书相较,朱《志》将细目缩减为六个,无图,将康书“地理”提升为纲,补入“山川”一目,将“赋役”移至“山川”下作为三级子目,将“人物”改为“先哲”从分目角度来看,较康书是前进一步了另外,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朱《志》也时见其长,如《选举志》中“科第”一目按人物中举时间次序排列,在相应中举年下列人名,人名下再用小字注出及第科次等,比他志将“举人”与“进土”分列更觉集中,便于观览,这是值得肯定的一种创格但朱《志》的分目也有不足,主要问题就是类目统属不合逻辑如上文所说对“赋役”一目的处理,将之列入“山川”,非常不合逻辑在正文“田赋”简叙田亩税赋数额后有小字注“‘锡之山川,土田附庸,故‘田赋次山川’后至顷亩科则,具载《赋役全书》,《县志》无庸胪列”这里引《诗经•鲁颂•宫》诗句以佐证自己的处理有据,是很牵强的附会,是在为自己的不得已找借口罢了“田赋”后所列为“物产”“风俗”两目,其下内容亦仅一二句,非常简略,也是勉强附在“山川”下的再如“先哲志”中将“列女”“侨寓”“仙释”列入,殊为不伦,如果保留康海书的“人物”为二级目以统属之就顺理成章了再如将墓葬列入“祠祀志”也显牵强以上所论似对古人过于苛求,但对于读者更好阅读和利用二志是有帮助的,而对于研究者、编纂新志者也是很好的参考,所以不惜辞费而条列之
三、丰富内容的方法黄、朱二《志》作为隆昌较早期的两种县志,与钱《志》相比,内容要丰富得多,这不仅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资料积累更丰富,也因为修志者的搜罗更悉心我们下面简要从二《志》的内容来源、成绩与不足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继承关系,多受其它志书首先,黄《志》承袭了钱《志》这种承袭不仅表现在类目的设置上,在内容上同样如此有的是直接引用,标以“郡志载”,这里的“郡志”指《(康熙)叙州府志》有时引用钱《志》而不标出如《山川》,黄《志》小序云“岩然而山,悠然而水奇致异趣……源远流长,光腾锦里”钱《志》小序云“世远代殊,有亘古不磨,使人耳而目之赏叹流连,则惟山川之未可没尔凡指然而山,悠然而水,有奇致异趣,皆足舄邑治光,允宜传也,志‘山川”明显可见继承关系不仅是小序,《山川》正文部分同样如此,承袭关系一目了然其次,参考了《(雍正)四川通志》再次,参考了《(乾隆)富顺县志》除了以上志书外,县衙及学宫所藏的《上谕》《御制训饬土子文》《钦定学政全书》《赋役全书》,以及采访册、有关的档案文书等也都是黄文理修志参考的资料也有很多内容是出自采访,《艺文》更能体现这一点,对此,《凡例》云“艺文载诗、赋、传、记,必有关邑中景致事实,乃堪入志旧《志》既鲜只字,通邑岂无文献?不惮再四征采,凡残碑断碣,寺庙钟铭,有见必录”,“序、记、传、铭,有自古刹荒瞰摹写来者”朱《志》所据文献主要是黄《志》《(康熙)四川叙州府志》《(雍正)四川通志》、乾隆二十五年《富顺县志》,不过在其它文献的开拓方面,朱云骏也下了些功夫如在《建置志》小注中即引明陈仁锡《潜确居类书》和晋常臻《华阳国志》,指出古代隆昌隶属江阳郡,与夜郎无关在“石溪桥”“石溪亭”条引用了王士祯的《渔洋诗话》在“雒江”条按语里引了郦道元《水经注》朱《志》中所录诗文除据黄《志》转录之外,其余多是其自撰、唱和及搜访之作若想更好地利用方志,必须做好文献溯源工作,而且越精细越好,这样才能纠谬正讹,不为错误所误导,真正发挥出这种珍贵文献的独特价值
(二)关于黄《志》内容纂修时代越早的方志内容往往越简略,钱《志》所修时代正处清前期,经历战乱不久,百废待兴,加之隆昌与叙州府其他县州相比,建县最晚,本来就缺少文献方面的积累,因此那部方志可谓简略至极黄《志》、朱《志》修纂时已是清中期,国力达到鼎盛,但也在此时发生了大、小金川之乱,隆昌这座处在交通枢纽上的小城,供亿繁重,受到的冲击无疑是很大的在这种背景下,两位外乡籍官员挺身修志,存一邑之史地,箪路蓝缕,艰苦以成,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可以说,两部志书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增补改进,也都有不足,但成绩是主要的下面试就此问题加以简要考察,以便利用者参考相较而言,在增补内容的原创上,自然当以黄文理所作贡献最大在《凡例》中,黄文理说自康熙二十五年,前邑令钱君奉檄修志,纂辑数条,附入郡志,仅二十四迄今百有余年无志兹编取材《通志》,广搜笥匣,遍i取耆旧,凡朝廷恩草野人心风俗之所系,与夫邑志向鲜成书,阖邑创建规模、礼乐制度、休养生息、人物科聊具胚胎页,残缺散逸,威教养之所及,名,例得备载,在极其简略的钱《志》基础上,辅以《(雍正)四川通志》等文献,搜罗公家和个人藏书,访问长者,在艰苦的努力下,才使得新《志》内容较为全面丰富,稍具规模对此,《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评价黄《志》说“以人物门记载较详,多系明末清初之人和事,如前于《富顺县志》中述及的刘时俊,还有著名文人刘泌等其中又多述及明末农民革命战争史实其次以山川、学校、寺观等门类记述稍详,亦较有史料价值”再如上文所谈到的《山川》门,黄《志》所收儿乎是《通志》的二倍,其所作增补工作于此可见一斑再如《艺文》,钱《志》无此目,黄《志》为二卷,占全志篇幅1/6强,搜罗甚富,其中以黄文理的诗文数量最多《艺文》中以第一卷的序、记、传、铭最有价值,从人物、建置、历史事件的记载等方面反映了隆昌的方方面面,与前面各卷所载相为补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资料价值《艺文》第二卷为赋、诗,其中特别有价值的为描写“隆昌八景”的诗,黄《志》是隆昌现存志书中最早提出“八景”概念的,这对于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特别是名胜古迹很有价值除以上所述外,其它各纲目下同样都作了大量增补,此不赘述当然,黄《志》在内容方面也有其不足,主要是有些记载欠详悉和准确如《选举》中对中第科次的记载或笼统而言,或不加记载,或记载有误如“唐曜”条仅言其“进士官至云南布政司祀乡贤”,对科次没有载录其实在《(雍正)四川通志》卷三十四《选举•进土》明确记载其及第时间为嘉靖壬辰
(1532),前面我们已经谈到,黄《志》是将《通志》作为重要资料来源的,不知为何将如此重要的科第信息漏载了再如“唐可封”条也未及其科第,但《(康熙)四川叙州府志•富顺县志》卷三《科第•甲科》明确载在“隆庆戊辰科”,这部书也是黄《志》的重要参考文献,但所需关键信息也被漏掉了再如“刘时俊”的科第在卷九《人物》本传中有明确记载,但在《选举》中却未标出,这种失误实在不该出现这种失误的还有“唐禧”“唐登儒”“刘潜”“李人仪”等还有科次记载错误如“钱承恩”条记其科次为“辛丑”,但据《通志》卷三十四《选举•进士》《(乾隆)富顺县志》卷十《科甲•进土》当为“己丑”,“己”抄误为“辛”再如“钱承扩”条记其科次为“戊戌”,据《(乾隆)富顺县志》卷十《科甲•进土》载其及第在“庚戌韩敬榜(“庚戌”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黄《志》载录明、清进士共18人,科次缺载者10人,错误者2人,缺误所占比例过高,这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其它各卷内容,也时有小误,都要核实其所据文献才能使用(这也是利用所有方志资料的一条原则)朱《志》在内容方面所做的工作一为补充,一为纠谬关于对内容的补充,前文曾说到朱《志》在文献方面有所开拓,但这种开拓还是比较有限的,且以《诗话》类文献作为史料,也稍降低了其书的学术性朱云骏主要补充了乾隆二十九年至乾隆四十年之间的新内容这些新增内容中,数量最为突出的应该是诗文经过对比,朱《志》自黄《志》转录诗文共22首,其余为新辑诗文这些新辑者以朱云骏作品为多,达27首(篇);也有一些唱和之作,如《山川志•石溪亭》后所附此类作品即达54首(包括按语中所记之四首)综观二志所收诗文,黄《志》收入许多县学诸生的课艺诗作和一些与地方风物关系不大的作品,所以朱《志》将这类作品悉数剔除了但朱《志》所收录的唱和之作过多,也有滥收之弊当然这种评价是从编纂志书的角度来考量的,如果从保存文献的角度来看,则这无疑又是一个优点在朱《志》中,对黄《志》的补充和纠谬是并行的如上文谈黄《志》在科举中出现的问题,朱《志》或补充或纠正而使质量有所提高如彭天胜、晏铎、刘本、郭应诚、郭维新等数十人,黄《志》皆未收,朱《志》则将之补入再如“唐英”,黄《志》仅将其列在明举人之下,而朱《志》则明确其为明建文壬午举人再如上文所举“唐曜”,朱《志》不仅补充其字“幼贞”,且明确其为“嘉靖壬辰林大钦榜进士,历官副宪”《科举志》中这种例子很多,读者自可对照阅读,兹不赘言其它地方如《官师志》,朱《志》也体现了这个特点如明知县“孙应祖”,朱《志》云“除官时代未详,旧《志》误注正统年间任”,检黄《志》在“孙应祖”下确实注为“正统年间任”,按“正统”为明英宗年号,在隆昌建县一百多年前,明显是黄《志》弄错了方志对人物的收录应该有时、地观念,因为隆昌乃割三县之地而建,那么学籍隶属于所割乡里原在的辖县、科第在隆昌建县之前者,列入《选举志》是可以的,但《官师志》中所载之职官却只能是隆昌建县之后莅任者,朱《志》在这方面超越了黄《志》,实现了后出转精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朱《志》在载录前人文章方面有过度删改的问题,如《山川志•玉屏山》中所收《明郭考懿正觉山茗泉记》一文,据黄《志》载文统计共500余字,而朱《志》删减为200余字,删去大半《邓文端重修学宫记》较黄《志》删去130余字,《明胡克开撰五皇庙记》删去160字……更有甚者,朱《志》对刘时俊《渝城功过纪略》一文,除了转抄的讹脱倒窜外,竟然将其腰斩,硬生生删去3500字,使这篇本来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因过度删减而失去原有价值,这种处理文献的态度是非常不可取的另外,因为要加以节略,朱氏有时不惜“改写”原作,从而造成错误如王奕清撰《郭克广传》中有一段讲郭克广妻劝其送祖父归乡的话,黄《志》载“久之,公之元配李孺人谓公曰功名犹可俟之异日,而王父年老多病,若不及今送还乡里,脱有不魅,不几与二亲同抱终天之恫乎?乃脱簪珥,出妆资,以供路费,送州判公回里”可到了朱《志》中就变成“一日,瞿然语其配徐孺人曰功名犹可俟诸异日,王父年老多病,若不及今送归乡里,脱有不鞋,不儿与二亲同抱终天之恨乎!遂侍州判公还里”因为不当改写,造成了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错误,这种改写的弊病告诫我们,在利用方志时,一定要多加比核,千万不能盲从地方志这种反映地方性历史、地理情况的文献,在中国浩繁的历史文献系统中,与正史等一起构成了全方位反映我国历史、地理情况的史料渊海,它的价值在历史地理学、民俗、科举、文学等研究领域都得到突出体现,在学术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编纂者水平有高下之分,编纂态度也有认真与应付之别,所以造成方志的良莠掺杂,即使同一部方志的各纲目中,也有质量高低的不同这就提醒我们,在使用某部方志时,定要从作♦者、体例、内容等多方面认真考察,除核校相关志书外,还要尽量对照相应时代的史书、别集等文献,从而判断其资料是否可用对此,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曦先生有精辟论断:我们的祖宗给我们传下来八千多部方志,这是我国一个很伟大的、特有的宝库,这中间有大量的可贵的史料这是肯定的但是,这决不等于说,旧方志中的资料完全可靠、完全可信我喜欢说老实话,老实说,我们八千多部地方志并不是每一部都修得好,旧方志十部中难得有一部好的,大多数是不好的,但坏的也保留了那个时候的资料对待地方志里的每一条史料都要慎重,照搬照抄就要上大当地方史一般是私人著作,学术价值较高地方志除少数出于名家手笔外,多数是由州县官找几个会作八股文的乡曲陋儒修的,这些人只会做八股,根本不懂得做学问,不懂得著作之体,不懂得前朝的掌故,所以有的志越修越坏虽然每一部方志都有保存的价值,但对方志中的各个项目、每一条具体记载,我们决不能轻信不疑,不经考核,照抄照搬这段话指明了如何利用方志中的资料,提出的警告非常值得我们吸取黄《志》、朱《志》在载录隆昌地理、历史资料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如何使用一定要听取专家的意见,批判地利用才能保障结论的准确性,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本文从三个角度对这两部方志进行考察,指出了成绩与不足,希望对读者朋友使用这两部方志能起到一定的提示和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