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导学案-高三统编版历史二轮专题复习

高三二轮专题复习社会治理考向分析社会治理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各国都是通过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来实现社会治理的，而这种社会治理往往与赋役制度相联系中国古代在社会治理方面经过长期的改革，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户籍管理与基层组织构建为基础，以法律与教化为主线，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自成一体、方式多元、相辅相成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对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考点列举基层制度

①乡里制

②什伍制

③保甲制

④里甲制变法改革

①秦国商鞅变法

②北魏孝文帝改革

③北宋王安石变法

④明朝张居正改革法治教化

①德治与法治

②《秦律》《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

③律令儒家化

④儒家思想与封建家族宗法制相结合的乡约制度难点突破.古代乡里制度的变迁规律（以清朝为例）乡里制度是农业文明国家形态及其政治体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乡村社会实行乡里制行政管理，这是古代中国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地方乡里制度具有宗法性与行政性的高度整合，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些特殊性历代乡里制度都是以对全体乡村居民进行什伍编制为起点，以“什伍相保”“什伍连坐”为基本组织原则的它是君主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结构中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拥有按比户口、宣布教化、督催赋税、摊派力役、维持治安、兼理司法的职权，被称为“治民之基夏商周三代是中国乡里制度的起源时期，自秦汉到明清，乡里制度经过长期的演变逐步由乡官制变成职役制历朝历代乡里制度在名称上、形式上虽有变革但作为乡村社会实行行政管理的基本形态是一直沿袭的清代乡里的宗族组织与里社、保甲组织并存，构成了清代地方基层统治的基础清代的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具有治安、防范和消弭农民反抗的功能，在经济上具有催征、赈灾济贫的功能，在文化上具有祭祠、兴办义塾的功能，是清朝加强地方统治的重要力量清朝的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出皇权与族权相结合、忠孝治理乡村的浓厚色彩.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趋势

（1）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向以土地和财产为主转变，人头税逐渐被废除（两税法）

（2）赋税品种由繁到简，税种减少从田租、人头税、杂税简化为土地税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对商业征收重税（两税法、一条鞭法）商税越来越重要3征税方式由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转化，反映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条鞭法4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两税法5人身控制农民由必须服徭役，逐渐发展为可以纳捐代役，保证了农业生产时间，利于农业发展租庸调制.对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辩证认识樊静在《中西方税收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中指出“正是儒家文化注重德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主要宣扬和倡导一种绝对无偿的进贡以体现对国家的忠心，使得古代中国的治税思想具有明显非法制的性质，剥削阶级往往以赋税为名进行横征暴敛我国古代税收立法虽然也规定了课征的比例，但有法不依，法外征收现象非常普遍通过巧立名目法外征收往往又使税收立法流于形式，征税随意性大，官吏使用权力的机会多，导致聚敛过度，超过人民的承受能力”.古代法律儒家化对中国的深远影响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民事、婚姻家庭、行政、诉讼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使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如封建特权思想仍然存在；无讼思想影响深远；“天下为家”的观念植根于法律建设中等.中国与欧洲古代法律的显著差异及成因分析⑴显著差异在法治观念方面，中国古代“重刑轻民”，罗马法民法发达；在法的适用对象方面，中国等级思想严重，有“刑不上大夫”之说，而罗马法对所有公民包括公职人员都适用；从法律性质上说，古代中国基本是“公法”，以维护国家统治为主，古代西方是私法，民法和商法发达；从法的特性而言，中国古代法律伦理化色彩浓厚，古代西方宗教性色彩浓厚；从行政与法律的关系上看，中国古代司法从属于行政，不同等级的行政官员同时也是不同管辖范围的司法官员，罗马法行政官员与司法官员属于不同的官僚群体⑵成因分析中西古代法律的不同，根源于不同的经济形态和政治体制，古代中国是小农经济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古代西方商品经济发达，民主政治出现；双方的文化传统也影响了各自法律的特点，中国古代法律走向了儒家化的道路，西方古代法律深受基督教思想的熏陶.中国古代变法之得失从为改革请命的“法家斗士”商鞅，到思想解放的“改革之君”孝文帝，再到商业文明的试验舵手王安石，最后至孤独落寞的“改革斗士”张居正，他们的改革和变法或多或少都有些遗憾的地方判断一场改革的成与败，主要有三个标准是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是否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都处于社会的转型期，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成了判断这两场改革的主要依据诚然，从这个依据出发，商鞅是成功的，王安石是失败的改革成功需要具备两大条件顺应时代潮流和敢于改革的精神，但古代的改革，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统治者的支持改革是国家进步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增强改革意识，汲取历史经验，进一步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动力换一种视角认识王安石变法在整个中国历史当中，王安石变法是一个转折点，变法前与变法后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自信的、进取的、创新的国度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建设性探险，是历史上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最后绝响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之后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令所有后来者都对激进变革望而却步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的历代治国者都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从此中国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路.对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再认识陈旭麓在评述戊戌变法时说，戊戌政变之后，百日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失败了，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新学家们带来的解放作用远不是西太后发动的政变所能剿洗干净的从这时候起，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成为最自觉的承担时代使命的社会力量而他对清末新政则这样认为清末新政由一批曾仇视改革或与改革为敌的人物完成了一场带有革命内容的改革…清末新政是以自下而上的推动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双向互动的形式出现的清政府原想借此实现王朝的自我挽救，但新政非但没有延长它的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加速了它的灭亡……历史的结果往往不以人们的动机为转移通过对近代改革的梳理，我们可以认识到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伦理开始走向没落；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封建伦理彻底走向没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改造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形式”，即“以人民为中心”热点解读热点

（一）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基层治理中国古代是以农立国的农本国家，因此乡村建设适应中国的国情，既重伦理亲情，又重农业力量正像中国历史历经五千多年的发展而未尝中断一样，中国古代的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也从周之乡遂到明清保甲，辗转相承，代有兴革，绵延不绝，都以巩固基层、维持治安、寓教于民、保障民生为目的在中国古代，乡约有一套入约民众必须遵守的生活规则鼓励人们崇礼向善、守望相助中国古代乡村基层治理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今天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热点

（二）中国传统教化与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传统教化特点鲜明教化理念德性化，把“德教为先”作为核心指导思想中国传统教化既包括各级、各类组织化的学校系统，也包括乡约、族规、蒙学等社会自发的教化系统在教育内容上把儒家经典教育与通俗教育相结合，通过典型塑造、榜样作用和制度性规约等手段进行中国传统教化这些有益的经验和探索，对于我们今天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具有深刻的启迪价值，必须努力挖掘其丰富内涵，为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营养建高考真题.（2022・广东高考）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要求材料北魏孝文帝认为使用近百年的都城平城“只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洛阳是帝宅王里，可“光宅中原”，故有意迁都由于迭经战乱，洛阳早已衰败，太和十七年

（493）孝文帝巡幸洛阳，令穆亮和汉族人氏李冲、董爵等人筹划重建两年后，北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洛阳城的核心格局继承和发展了中原正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制度，主要建筑的规模、位置和名称等与魏晋一致迁洛早期重建的洛阳宫太极殿广泛吸收和借鉴了魏晋洛阳城、南朝建康城和平城太极殿的形制整个城市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布局谨严规模宏大，远超前代筑外郭城以及在城内统一规划建造里坊，使郭城区域的功能进一步明确和丰富，是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的一大创举三重城围都城行制的出现，也改变了过去都城前朝后市的布局，开东魏、北齐邺都南城和隋唐长安城宏大整齐之先河——摘编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等

（1）概述孝文帝重建洛阳的原因和举措.（2022・湖南高考）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材料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科举改革的谕旨，主要内容是在乡试、会试中以策论取代八股文；调整乡试、会试三场考试的内容，将史论与政论列为第一场，时务与实学列为第二场，四书五经列为第三场；每场发榜一次，上榜者方可参加次场考试这次改革因政变而中断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新政的深入，废除科举犹如箭在弦上，不可阻挡但废科举事关重大，阻力重重于是，清政府采取回避的态度，对科举制进行局部改革1901年6月至8月，清廷停止武科举，文科举，消八股，乡、会试改用策论，注重实学和时务，“考官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改编自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等⑴根据材料，比较1898年和1901年科举改革举惜的异同⑵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01年清政府重启科举改革的原因。